2017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
而在40年前，1977年9月，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立即恢复停止了10年之久的高考，“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2月，得知消息不久、没有复习几天的考生便兴奋又忙乱地走进考场。尽管一切都显得那么匆忙，甚至不乏简陋，但那一年，注定成为中国当代教育发展史的重大转折，也是众多受益学子心目中的“创世纪”。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三代高考人，听他们讲述“我的高考”。
现代快报记者
曾浩 邱骅悦
1977
年
全南京市老师里我考了第四
吕效平，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戏剧影视艺术系主任
全南京市老师里我考了第四
对吕效平而言，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的意义不仅仅是让他生活的地理位置发生了变化，更是一次青春和理想的觉醒。
曾经“绝无可能”
吕效平1958年就跟着全家到江浦生活了，一直到1978年3月份考上南京大学，来到了鼓楼。
1966年小学毕业后，吕效平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6年的初中、高中基本没怎么学习。1972年，他作为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进了晓庄师范读中专。1年后，他被分到江浦县中做老师。暑假里，他就帮助选送进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吕效平告诉记者，在恢复高考之前，“选送多少工农兵学员的名额都是派下来的，是根据江浦县里共有多少国营工人、集体工人、插队知青、回乡知青等人群的名额分配的”。
从小吕效平就对南京大学充满了向往。吕效平说他的母亲是调干生(组织上从军队和政府部门调派的优秀干部)，后来考到了南京大学，姐姐是工农兵学员，也上了南京大学读书，她们在南大上学时都住在八舍。“当时南大只有八舍那一座女生宿舍，那是一个很有诗意的地方。当年的八舍完全是用城砖建到顶的，没有水泥抹墙，有着一个古典的大屋顶，非常漂亮，让人向往。”吕效平说。
在江浦县中当老师时，有一次他和学校的领导进城办事，两人骑着自行车穿过长江大桥，骑到广州路时，路过了南京大学的八舍，吕效平感慨地对领导说，什么时候能到这里来上学就好了。领导斩钉截铁地说：“绝无可能。”
尽管当时有点失落，但吕效平很理解领导的这句话，因为他已经是中学老师，按照当时的政策，就没有了再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
从江浦到南大
“但谁也没想到，我们那一届学生又有机会上大学了。”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南京市的老师只有5个名额可以去参加高考，吕效平考了第四名，以330分的成绩考上南京大学。
现在吕效平仍然可以清楚记得当年从江浦到鼓楼的路线。“从江浦到浦口，应该是13公里，乘的车是长途车，上下午各一班车。车是红色的，有一个大头在前面，很像以前的解放牌卡车，只是把卡车的车厢改造后可以坐人，和电视剧《围城》里面抗战时用的那种车很像。到了浦口码头以后就乘轮渡，轮渡票要1毛钱。然后从下关码头乘市内公交车到鼓楼。”当时如果乘到曙光电影院前的鼓楼站下是5分钱汽车票，如果在珠江路站下车是1毛钱，为了省钱，吕效平总是在鼓楼站就下车了。
理想主义的一代
那一年考上大学的学生年龄差距非常大，吕效平班级里年纪最大的是1947年出生的，最小的是1960年出生的，相差十三岁。吕效平自己是23岁才开始读大学，他觉得“这已经是很苍老的年纪”了。
但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充满了一种自信和骄傲，“那一代人是真正理想主义的一代，觉得天降大任，国家在全面发展，全面改革，而人才是那样的紧缺，国家充满希望，个人也充满希望。”吕效平说他的同学们那个时候学习都如饥似渴，11点钟熄灯以前，教室里人都是满满的。那时的人也热爱文学阅读，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个时期出版了一些古典名著和外国文学名著，比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悲惨世界》，大家通夜在书店门口排队，到早晨开始卖书的时候，成百上千人排队在那里买书。
大学学习让吕效平开始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吕效平说他在中学做老师时候，要求学生把保尔·柯察金在《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里的那段话当做至理名言，要把自己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然后上了大学，思想解放，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明白人生的意义是丰富多元的。明白信仰有时禁不住智慧的一声冷笑，这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困境。”因此吕效平觉得最好的大学要教会学生怀疑和思考的能力，但“人类寻找理想的脚步不能停止，不然就可悲了”。
1998
年
我的高考就是随遇而安
王卉，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
我的高考就是随遇而安
作为城市中出生的80后，王卉在上个世纪末的高考，既没有像上一代人刚恢复高考时那么兴奋于高考对于人生命运的改变，也不像眼下这个时代里的孩子们，能够接收到大量迅猛涌来的信息，对未来也更加深思熟虑，用王卉的话说，“似乎懵懵懂懂的就过去了”。
母亲比我辛苦
王卉的父母都在高校工作，自然希望王卉以后也能成为一个高学历人才，但她从小就对高校里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有所了解，并没有太多仰慕的感觉，也没想过太多的“理想”问题。
王卉高中就读于南京市第四中学，一开始每天从城东坐公交车去汉中门上学，早出晚归，一年后家人觉得她这样太辛苦，正好有亲戚在汉中门附近有一个闲着的小房子，就让王卉搬了进去。“母亲每天下班就赶到汉中门，给我做饭，陪我学习，第二天一大早再赶去上班，一直到高考结束，我觉得她比我辛苦多了。”王卉说。
高中生活应该是紧张和辛苦的，尤其是高三时，几乎每周都要做各种模拟试卷，在试卷上知道了各地的名校，但她当时却并不觉得紧张和辛苦，“可能是在一个集体的氛围中，所有的同学都在认真学习，大家都做同一件事时，那种苦的感觉就冲淡了”。
高二会考后，王卉也有保送南京师范大学的机会，但王卉并不想去，想自己考，不过考什么学校和什么专业王卉也没有过多想法。王卉说那时的高考还不像现在可以考完根据分数填志愿，所以填志愿是个挺伤脑筋的事情。上世纪末互联网还没有兴起，信息获取渠道并不多，很多专业光看名字并不很了解具体是做什么的。最后王卉在做了排除法去除不愿意学的专业后，由她的父母协助填了志愿，其中有生物工程、运动护理等专业。
脑白金和许美静
高考前那段时间，王卉每天都要做大量的习题，有时做着做着就睡着了，半夜醒来又继续做完，后来父母还给她吃过脑白金。
高考来临了，王卉的父母和几个同样是孩子参加高考的朋友，一起在考点南师附中旁边的宾馆开了房间，让王卉住在宾馆里迎接考试。高考前几天王卉一直都没有睡好，但她说也不是紧张，而是有一种兴奋，“做了那么多试卷，现在终于要结束了，可以解脱了”。
考试是在7月初，南京非常炎热，考试的教室里没有空调，学校在教室后面放了大冰块给教室降温。考前广播中电台DJ黄凡在广播里预祝考生们考出好成绩，然后播放了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上世纪末，黄凡的音乐节目受到很多学生的喜爱，虽然考前广播中黄凡没有说自己的名字，但一听就能辨认出来是他，王卉说她听到时觉得心里暖暖的。
现在回想起那三天的高考，王卉说那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就像人忽然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件事情中，但结束了却完全不记得是怎么经历过来的”。
高考结束后，王卉没有考上最心仪的学校，只考上了第二志愿。从懵懂集体学习的高中进入靠自觉学习的大学后，她发现自己其实还是有学习潜力的，还可以提高自己，于是去考研，最后硕博连读，毕业后成为了南京农业大学的老师。
高考中的平常心
因为现在高校任教，所以王卉回想高考也稍微有点后悔，第一是当时还不够清楚想要什么，如果可以重来一次高考，她说可能会试试计算机专业，但现在觉得自己还挺喜欢这门学问的。还有就是自己后来就读的大学的学风也并不是让人很满意，比如她的一个老师上课中电话响起，就出教室接了很久电话，回来就宣布下课。现在王卉也是高校教师，她觉得“这简直就是教学事故”，所以当时如果更懂得一点为自己努力的道理，可能就会进入更好的学校。
但毕竟高考不可能重来一次，王卉觉得这就是人生的奇妙之处，她觉得自己一直是个“不紧张，很平淡，随遇而安”的人。她至今还保留着高中时代的日记，1998年7月5日那天，她这样写道，“关于高考，不夸张地说直至临考前我仍未进入状态，更未全身心投入。高中三年以小聪明混过，毫无紧张感，分心太多，音乐、散文、朋友……但不后悔，因为这是个实在的三年，我不喜欢将三年大好时光葬送于教科书下。高考虽将改变许多，人生的转折点上我亦如此，再一次印证了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
所以当王卉那年坐在高考语文考试的考场上，拿到试卷看到作文题——“现在中学生心理承受力差异较大，有的像鸡蛋壳那样脆弱，有的却很坚韧，那么你是怎样的呢？”王卉想了想，写下了“平常心”这个题目。
2017
年
班上参加高考的也就5个人
刘昊南，南京外国语学校高三（1）班
班上参加高考的也就5个人
要说高考并不是高中生的唯一出路，刚刚结束2017年高考的南京外国语学校高三（1）班的刘昊南对此可是深有体会，他们班上57个人，大多数同学不是选择了出国留学，就是参加了自主招生和保送考试，最后仅有5名同学留下来参加高考。
“我的目标其实也是出国留学，不过因为学的是德语，去德国留学需要高考成绩，所以就留下来参加高考了。”刘昊南告诉记者，他的目标是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波恩大学等外国名校，但由于参加了高考，一样可以填报国内院校的志愿，这样一来等于做了两手准备，对未来有了双重保险。
当很多考生奋战迎考时，很多选择出国留学或是自主招生的同学已经闲了下来，这多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影响，“特别是5月中旬，考前一百天倒计时那会，我们班有一群同学还组团去缅甸旅游，你要打开QQ空间那全是他们在晒吃喝玩乐的照片”，但刘昊南笑着表示理解，“毕竟大家选择了不同的路，但不管哪条路都没有捷径。之前我们比较轻松的时候他们在考ACT、在给外国学校发申请，那段时间里他们比我们辛苦得多，大家都是经历过风雨才见到彩虹的，辛苦过了去放松也很正常。”
老师、家长比我们还紧张
徐雨欣，南京市第九中学高三（17）班
老师、家长比我们还紧张
在复习迎考的最后阶段，南京市第九中学高三（17）班的徐雨欣每天都能切身感受到高考所带来的压力，“那段时间里每个人都觉得很‘方’，越是看书越是觉得到处都是漏洞，还好有老师陪着，他们一直安慰我们让我们别紧张，现在想想也是，毕竟学了三年都有功底，但那段时间里真的是太紧张了。”
而在家里，随着高考的临近，气氛也逐渐变得和往常不一样了，徐雨欣告诉记者，在复习迎考期间，其实在家里偶尔犯错父母也不会有过多责备，因为他们生怕自己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我妈妈就开玩笑跟我说，现在是特殊时期，一切从宽，我偶尔发脾气也不会多说我，等高考结束再算账。”
不过在开考当天，徐雨欣却发现一直在安慰同学们情绪的老师自己也不淡定了，特别是得知一位粗心的同学在路上不慎丢失了自己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后，带队送考的老师更是急出了一身汗，“本来那位同学到的就晚了一点，老师那时就开始紧张了，不停地看时间，问我们有没有看见他；结果最后他人来了，证件却丢了，带队老班那时候真是急得满头直冒汗……不过还好，后来还是让他进去考试了，所以现在想起来高考虽然看起来很恐怖，但真不用太紧张，保持一颗平常心就好。”
高考，总算拼过来了
黄天宁，南外仙林分校高三物化班
高考，总算拼过来了
南外仙林分校高三物化班的黄天宁有一个当医生的梦想，而通过高考前往南京医科大学深造则是他通往梦想的必经之路。和很多考生一样，为了复习迎考，黄天宁早早地就上交了手机，全身心投入到了复习迎考中，每天从早上6:30到晚上11:30，他都在题海中不断搏斗。
“临考三个月，一百天倒计时那会，以前再贪玩的人都把手机收起来认真看书了”，黄天宁表示，这段时间虽然同学们都断绝了一切娱乐活动，但班级里的气氛并没有因此变得沉闷，“毕竟我们校训是‘顺其自然’，大家虽然紧张，但没有感到有很大的压力，做题做累了还经常聚在一起畅想以后考上大学的生活。虽然没有娱乐活动确实有点枯燥，但这时候就想想自己要考的学校，想想以后的大学生活，以此作为一种动力来支撑自己吧。”
在高考前一晚，虽然表面上一直没有觉得很紧张，但黄天宁并没有睡一个好觉，“9点就关灯睡觉，但一直辗转反侧到11:30才睡着，一直想着明天的考试，心里各种纠结……不过第二天真正上了考场，拿到卷子的时候，我一下就进入状态了”，“听到监考老师说‘考试结束，同学们请有序离开考场’的时候，我心里除了激动就是激动，总算熬过来了。”
随着收卷铃声的响起，高考和整个高中生活在此刻正式成为了过去式，黄天宁也坦言，他感受到高考不单单是对学习能力的一个考验，同时对人的心理素质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许高考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考试，但我并不后悔来参加高考，现在拼一下对自己是很有帮助的，以后遇到什么挑战，想想自己高考都能拼过来，这点事算什么？”
不管哪条路都没有捷径，大家都是经历过风雨才见到彩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