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刘克希
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立法发展研究所所长,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江苏省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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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离高考只有一两个月了。那时,我是四川江津一个山沟沟“大三线厂”的工人。名义上初中毕业,其实我小学五年级时就因“文革”而全市“停课闹革命”了。我以“同等学力”报名高考时,连“-2×2=?”这样的题目也不会做。太想上大学啦,勇敢地走进了考场,结果可想而知,名落孙山。那是1977年冬天。
经过半年紧张学习,我又报名参加1978年高考。再一次走进考场,再一次名落孙山。
1979年1月底回上海过春节。其时已考上上海一所大学文科专业的哥哥问我,是否可以考虑改考文科。我对哥哥说,可以改文科试试。其时,离高考还有4个月不到。
哥哥介绍我到他的母校上海市北中学文科班插班旁听。这个文科班是闸北区教育局委托办的,集中了最优秀的老师:袁维国、张润苏、陆大堉、劳国民、余雁群、钟学义。经过一个月的“正规训练”,在“两天一小考三天一大考”中,我的分数竟能较稳定地在第四名前后。
没想到,突然接到工厂同事发来的电报“省招办规定必须本人报名”。我火速赶回厂里,在5月的最后一天,也是报名的最后一天,终于报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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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离开文科班了,袁维国老师和严惠孝同桌还把文科班的卷子不断给我寄来。学生们在考试,袁老师站在讲台上给我写信,几乎每一次收到卷子,也同时收到老师的来信。
四川真热啊。下半夜了,宿舍里还40多度。碰到单人床的铁架子,马上避开,烫人;床板、桌子、椅子,哪样都比人体温度高。所以,我的高考复习多半时间是站着的。那时,从未听说过空调,整个单身宿舍连一台电扇也没有!
真累呀,又累又热,临考前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左右。有时,站着都能睡着;有时看着书就睡着了,醒来发现书在地上,身底下一摊“大”字形汗水。
第二天就高考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因为这年报名第一次有年龄限制,我明年没有资格报名了。凌晨一点半,昏暗的灯光下,一边复习,一边在共用厨房熬绿豆稀饭。所谓共用厨房,是厂里在单身宿舍一间房里装了十几个天然气灶头,大家烧东西都在那,格外热。我要在那里为明天高考准备早餐。照例站着复习。汗水不停地往下流,顺着下巴一滴一滴往下滴,顺着下垂的左手指尖往下滴,右手持书顺着腋窝、弯曲的胳膊肘往下滴……稀饭熬好了,站立处的地上,一摊汗水。
早上六点起床,稀饭还是馊了。只有吃一碗馊稀饭去“赶考”了。厂里早上六点半用一辆旧吉普车送我去考场,傍晚六点来接。如果步行,从厂里到考场,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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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周围戒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武警保卫着。考场门口四位战士,腰系子弹带,右手持长长的步枪,子弹上膛,枪尖上着闪亮的刺刀,格外耀眼。我注意到,这些战士胸前和后背的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
我在考试教室门边的走廊上排队。根据考号,我排在门口第五位。前后都是当地应届高中生,十七八岁,身高都是一米六的样子。我一米八。只听在我后面两位考生用方言戏谑道:“郎大一坨还来考,他考啥子噢考!”“就是,他考啥子嘛!”四川话“郎大一坨”,后面通常与土堆等相联系,意思是,这么个傻大个,他还来考,考了也白考。显然我的“驴高马大”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以为我这“下江人”不懂四川方言。其时我已到四川近四年,懂方言。很气愤,又不能理论。我又想,好好考,看看最后谁考得好!反正,也不知情绪调节好没有,就这样进了考场。
上午考完后,自己得设法解决午餐。买了两只西红柿一个肉包子,一角钱。可能太累了,也可能太热了,咬了一口包子,闻到肉腥味,直想吐!没办法,中午就吃了两只西红柿,下午接着考。后两天的午餐,也都是两只西红柿,五分钱。
中午要准备下午的考试,还总得歇一下。镇上的工商所给我提供了一张“条凳”,一米多长,十多厘米宽。很感谢了,中午能在屋内准备下午的考试,屋外骄阳似火。在“条凳”上仰躺一会,两脚落地,大概十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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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完后,心中始终忐忑。每天都到厂门口警卫室转转,因为对面是收发室。负责收发室工作的上海老阿姨,每次看到我都装作没看到,她知道我在等通知,她知道我前两次高考都失败了,不想伤我自尊。
一天,厂宣传科的小施问我:“这次能上了吧?”我回答一点把握没有。他悄悄对我说: “前两天人事科老刘去高考办开会,高考办负责人宣布‘今年我们考区的文科状元是新兴厂的一位工人’。我们厂只有你一个人参加了高考呀。”
多想上西南政法学院啊,但是,这是全国重点大学,我上得了吗?
仍然每天上午一趟下午一趟,去警卫室附近转悠。
那天上午,离厂门口还有老远,只听收发室的老阿姨大声喊:“小刘,你的信!”她太大声了,以至于门口的三四位同事停下了脚步,其中一位问:“是录取通知吗?”老阿姨大声回答:“就是嘛!”我赶紧跑过去,接过一枚小小的深褐色的牛皮纸信封,上面并无录取通知之类内容,但是,我一眼看到了信封右下角几个红彤彤的大字“西南政法学院”。
打开一看,是法律系的录取通知!
那年头,高考惨烈。尤其四川,一亿多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但是高校寥寥无几。据说,那一年的高考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二点几。江津地区四家“大三线厂”,职工家属约十万人,恢复高考以后,工人考上大学的,空前绝后仅我一人。
当年的高考,激励我四十年来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不敢懈怠。一年多前我退休了,退休后还是经常熬夜,总想为国家民主、法治尽绵薄之力。去年到今年,仅为制定民法总则,就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了一百五十多条意见,近十万字,有些意见、建议已经成了国家法律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