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作家鲁羊翻译的《老人与海》、诗人树才翻译的《小王子》等文学经典译本的陆续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旗下的“作家榜”品牌“复活经典名著计划”开始逐渐为人所知。对于作家们而言,这或许只是件有趣的事情;对于这些经典名著而言,一次高质量的翻译是对以往各种质量良莠不齐的译本的一次提升;而对于翻译界而言,则意味着对存在已久的作家翻译和译者翻译的再思考。
现代快报记者 曾浩
鲁羊版《老人与海》
去年,作家鲁羊出版了本新书,他接受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作家榜”品牌委托,翻译了海明威的经典小说《老人与海》。5月31日在先锋书店,鲁羊在《青春》文学月刊主办的“身体上的国境线”主题座谈会上向读者们表示,作为一个作家,这次翻译并不是说要抢翻译家的饭碗,对他而言是“做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老人与海》作为一部文学经典,最早的中文译本是1952年出版的张爱玲译本,接着是1956年刊于《译文》杂志的海观译本,1980年代又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吴劳译本、漓江出版社的赵少伟译本、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李锡胤译本,2010年译林出版社又出版了余光中译本,目前在中国不下40种译本。因此,当鲁羊刚接到委托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还要找我翻译一个译本”?
请作家鲁羊来翻译《老人与海》是作家榜“复活名著计划”的一部分。两年前,“作家榜”团队内部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部门“作家榜致敬名著小组”,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签约杰出的诗人、作家,翻译全球经典名著。
鲁羊很喜欢“让作家来翻译作家”这个想法,但直到最后他才被打动,作家榜团队给了鲁羊很多理由,其中一个是,“我们不是需要一个和任何已有版本相比的译本,而是一个‘作家鲁羊’的版本”。这个低调的理由最终让鲁羊同意了翻译。
鲁羊是大学时看的海明威,那时他虽然是外语系学生,但整个外语系也没什么人会去看英文原版。研究生时鲁羊还写过《老人与海》的读书报告,但他表示,当时读的时候毫无感觉,觉得海明威并没有大家说的那样伟大,语言甚至是笨拙的。这导致他在以后的三十年里一直对海明威没有什么太大兴趣。但接了《老人与海》的翻译工作,出版社给鲁羊找来了海明威的早期英文原版,重读的过程中,尤其是一些细节让鲁羊大吃一惊,看到大概1/5 就被征服了。以前鲁羊觉得《老人与海》“成了读书界无人不知的民间故事;硬汉的口号,也像汽车尾气一样,遍布城乡,令人生厌”,但三十年后的重读让他发现,这篇小说不是他以前认为的硬汉主题,而是写了勇气,更多的则是写一种失望和徒劳,小说不仅有坚硬,也有柔情。他曾经在一间闹哄哄的路边饭馆里等着上菜,读着书中的一些句子,几乎热泪盈眶。
在正式翻译前,鲁羊准备了两个月,反复大声地读原文,寻找英文说话的语气和节奏,揣摩藏在文本后的海明威。“翻译是一个微妙的事情,懂外语的人都应该翻译一篇自己喜欢的作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作者布局和词句的意图,了解到写作是怎样一回事。”鲁羊说。
作家翻译作家
曾经翻译了苏童、鲁羊、毕飞宇、徐则臣、余华、王小波等人作品的美国翻译家Eric Abrahamsen 觉得“作家榜”的这个举动原则很开明,他说在美国中文小说的英译本有不少,但早期的译者很多是大学教授,他们更关心翻译中的文化背景问题,但文字的神采却消失了。
在“作家榜”品牌创始人吴怀尧看来,近年有不少读者对一些经典名著的译本进行了吐槽,首先这是因为鲁迅时代的大部分译本在语言表述上半文不白,已不能满足当下读者的阅读诉求,其次是经典名著版本鱼龙混杂,翻译质量良莠不齐,因此寻找高质量的作家译者会产生高质量的译本。经过两年的积累筹备,“作家榜”团队已签约了法国政府骑士勋章奖得主树才翻译《小王子》、先锋作家标杆人物鲁羊翻译《老人与海》、波比小说奖得主徐淳刚翻译《月亮与六便士》、美国艾奥瓦大学荣誉作家诗人董继平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意大利总统勋章获得者张密翻译《爱的教育》。
在中国,提到作家翻译必须要提的一个名字是韩少功。1986年,刚刚进修过英文的作家韩少功赴美作短期访问,当时正值米兰·昆德拉及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美国的热潮方兴未艾,这引起了韩少功的注意。回国后,他从一位北京朋友处借来英译本阅读,并为之深深吸引。他和在大学教英文的姐姐韩刚分工译出初稿,最后由他做文字上的统一润色修订。1987年9月,作家出版社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后,立即引起国内文坛的注意,昆德拉一时成为中国读者和作家中最为热门的外国当代作家。韩少功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无疑已成为新时期中国翻译文学实践中的一个文化事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媚俗”等词句,在中国已成带韩少功标记的昆德拉关键词,在当代汉语文学和文化中广泛流行。
但在中文作家中,像韩少功、鲁羊这样有翻译能力的并不多,作家阎连科就曾经在一次活动中感叹,中国作家面对翻译完全无能为力。有人曾列出心目中最好的中文译本,除了杨绛的《堂吉诃德》、穆旦翻译的雪莱诗歌、北岛翻译的九位诗人作品《时间的玫瑰》、周作人的《伊索寓言》、韩少功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大多数还是专业译者的作品。
作家翻译和译者翻译
作家翻译和译者翻译都产生了很多杰出的译本,但仔细比较,两者确实存在差异之处,有人曾经对比过《老人与海》的四种译本,分别是作家张爱玲和余光中的译本,以及职业译者黄源深及李文俊的译本,发现职业译者倾向于口语化、较精炼、更流畅的语言风格,词汇简单,表达形象,用语地道朴实,而作家翻译则用语言较为正式,表达呈书面化,文风稍显华丽。
鲁羊在翻译《老人与海》时,除了通过朗读来揣摩海明威的语气和节奏,在保留原作气息上,鲁羊还有一个贴心的举动,是保留小说中为数不多的西班牙语,“因为小说发生在古巴,所以海明威在里面使用了一些西班牙语,所以我也保留了这些词汇,在词后用括号进行解释”。
但鲁羊也表示,“绝对忠实于原作是不可能的”。他举了个例子,尽管公认海明威的写作风格是简洁、凝练,但《老人与海》中,有一些长句长到以为要结束了,最后还有一句接上,“就像古琴一样留有余韵”,但如果忠实于这些长句翻译成中文,反而力量不足,也与海明威的整体风格不相符,所以鲁羊就把长句切短,鲁羊评论自己的《老人与海》译本,“翻译是给原作的灵魂创造、制作、发现一具新的躯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老人与海》原本有着一具强大的躯体,翻译成中文也要同样强大。尽量在汉语里向他接近,我觉得我给的身体与他相差不大”。
长期以来,翻译一直有着要不要忠实于原作的争议,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主任许诗焱在5月31日先锋书店的活动中提到了汉学家葛浩文的一句话,葛浩文说自己的翻译是“用中文读,用英文写”,他在翻译莫言作品《天堂蒜苔之歌》时,就在结尾进行了改写。许诗焱觉得尽管这存在着争议,但她个人觉得翻译还是要有文学性,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作家毕飞宇也讲过一件事。他17岁那年被翻译家、作家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迷住了,“‘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那种庄严而又浩荡的语风”,直到有一天,许钧教授告诉他,罗曼·罗兰的原文其实并不是中国读者所读到的那个风格,这风格是傅雷独创的。许钧的话吓了毕飞宇一跳,毕飞宇一直以为翻译家和作家的语调是同步的。
作为一个作家,鲁羊自然也会有自己的再创作。小说的开头交代主人公是个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鲁羊翻译成“孑然一身”,因为他的理解里主人公不仅是一个人去钓鱼的老人,更是没有了家人的孤独者。小说中还有一处写到上午的某个时刻,阳光照进海水,加上红色的浮游生物,海明威在原文中用“奇异”来描述这个场景,鲁羊翻译成了“奇幻如梦”,“因为小说后面的不少段落都表明,老人的经历就像是走进了梦境之中。”鲁羊说。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有很多次都想任性一下,但我不能那么做,必须时刻控制自己想取代海明威的念头”,鲁羊如此描述,但他也承认最终完成的译本中也一定有任性的存在,对于这些被努力控制住的任性,鲁羊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手极其轻微的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