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纳德·里奇的那本《小津》里，他说小津安二郎和莫兰迪很像。

  里奇这句话，让我久久陷入深思。的确，小津的电影里，总是使用类似的片名——《早春》《秋日和》，同类的家庭题材、几张老面孔的演员（片中角色名也常常雷同），连情节素材、构图也大同小异。而他对此的回应是：“我是个开豆腐店的，只会做豆腐。做豆腐的人去做炸猪排，不可能好吃。”——这句话鲜明地宣言了他的艺术立场，以至于被选作他散文集的书名（《我是个开豆腐店的，我只会做豆腐》）。豆腐是一种味道清淡却耐咀嚼的日常食材，但小津的立意是，平淡不是无味。许多人把电影当成对日常生活的逃离，而小津是调动官能，恢复了对“生活之味”的嗅觉，更深邃地认知生活。

  莫兰迪亦如此，他画了一辈子的瓶瓶罐罐——花瓶、油瓶、厨房用具、海螺，他的一千四百多张画的主角，几乎都是这些。他通过静观，获得了广阔的心理空间。如同加斯东·巴士拉所说：“一片真正有人居住过的安静树叶，一个在最谦卑的视线中捕捉到的安静眼神，它们是广阔的进行者，这些形象使世界变大，使夏天变大，在这些时刻，诗歌散布着平静之波，广阔性被静观放大，静观的态度是一种如此重要的人性价值。”

  二人相似之处是，某种悖论式雄心，回避宏大主题，重复简单元素。小津一直被批评为缺乏大视角，没有社会敏感度。二人都没有结婚，小津一直由母亲照顾生活，而莫兰迪则和他三个单身的妹妹住在一幢山居小屋里。有人千里迢迢坐火车，再爬十里山路，去莫兰迪的故居——非常简朴的石头房子，三扇狭长的窗子，窗外是在莫兰迪画中常见的景色：几棵树，枯草覆盖的山坡。

  我找到一张他故居的照片，拍的是冬日境况，积雪压在枝丫上，地上却有几朵顶雪的花萼。室内反倒像车间，稀稀落落地摆放着几件家具：半身高的书架，积满灰尘的画架，窄窄的禁欲味道的小床，四周全是画画用的道具。莫兰迪身处艺术中心的意大利，却仅在年轻时出游过几次，其余时间都蜗居在巷陌深处，或山顶小镇，每天走着同一条路去美术学院教学。不在画室时，莫兰迪就去散步，或者背着颜料去野外写生，往往一大早就出去，为了写生，在树丛里，他等待一天中最好的光线，之后回家画画。大隐隐于瓶瓶罐罐，隐于心。

  很有趣的是，莫兰迪的画室不让别人进去。妹妹进去给他打扫，他很生气，不让擦掉画室的灰尘，他认为把灰尘擦掉会改变光线。小妹玛利亚·特蕾莎在一篇文章中说，莫兰迪不想让任何人碰这些东西，就像画家贾科梅蒂甚至对工作室玻璃的灰尘也充满敬意。灰尘见证了时光的来路，也掩盖了材质，模糊了物品的贵贱、出身、世俗和市场价格意义上的价值，使它们更能体现真实的存在，也利于构造墙壁和书桌面的空间关系。

  莫兰迪所画的静物是从市场买来的，他总是提前一天去买好它们，反复地调整摆放位置，沿着器物底部画出线条，留下标记。时间长了，桌子上留下道道痕迹。莫兰迪晚年的画，比早年的要明亮，部分原因是晚年的山居屋子比早年的房子采光好，可见他对光线的诚实。但是莫兰迪并不致力于精确地勾画光影效果，而是淡化这些，静物只是道具，通过它们，再忘掉它们，达到物我幽冥的心灵禅境。

  莫兰迪的晚期作品中，空白面已经达到画面的二分之一，环抱着“物”的“空”，其实才是他想描绘的。而在小津电影中，当他认为远景是最适合的表现方式时，在呈现这个远景镜头之前，他常常用特写镜头，这个特写不承载意义，只是一个疏笔淡描，为了凸显之后的那个远景镜头。就像莫兰迪的静物，反凸出它们周围的负空间。相形之下，那种精确摄取物像的高仿真绘画，类似于游客拍照，占有景色，达到“到此一游”的效果，而偏离了艺术的本意：与自己及他人心灵的沟通。莫兰迪的画就是视觉的山水诗和古琴曲，意在画外。

  为什么爱他？他是第一个让我从视觉维度体味静的西方画家。我是个文字工作者，天生就有一根发达的文字神经，这根神经最后演化成导航仪，在我的注意力前方，已经布局了我的关注点和方向。而莫兰迪使我逃逸出来。只要凝望着他的画，仅仅看着那些色块和线条，清凉的静意自生。那些参差幽微的灰，成了我的精神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