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教授贺萧（Gail Hershatter）却越来越觉得自己有了社会学家的困惑。在当代谈论过去，是因为过去对当代还有影响，在贺萧看来，中国的农村妇女正是这种情况，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的中国农村社会转变是怎样一步一步对妇女生活产生影响的？这是贺萧想要弄明白的。

  贺萧从自己擅长的角度——妇女的记忆出发，和中国学者高小贤一起去了中国陕西的农村，历时15年，访问了72位妇女，终于有了《记忆的性别》一书，这本由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书展现了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社会进程的观察。

  现代快报记者 曾浩 王冬艳

  秋草

  从生意人到村委会主任

  1996年到2006年间，在去陕西富阳县农村的旅行中，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教授贺萧总是震惊于众多中国内地小县城的爆发式的发展。起初几年，车一旦驶离县城，乡村的景观随即迎面而来，但乡村逐渐消失，到2013年，贺萧发现富阳县城扩张到了乡村地区，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一栋栋建在县城郊外的大厦拔地而起，用来安置城镇化进程后改变身份的农民。

  旅行的目的是为了见一位47岁的妇女秋草（化名）。她是陕西富阳县城郊外一个村的村委会主任。秋草的父亲不是农民，但是秋草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秋草在5个兄弟姐中排行中间。出身于这样家庭的秋草并未受到高等教育，1981年秋草初中毕业，赶上改革开放的初期，她毕业后就跟着哥哥做服装生意。1988年，秋草在她22岁的时候和一个从初中起就认识的电工结婚，她称他们是自由恋爱，但父母并不同意，他们觉得电工有太多兄弟姐妹，又住在很远的村子里。为了让他们分手，秋草的父母甚至将她锁在家里十多天，但秋草坚持这门婚姻。婚后他们先一起卖菜，后来开始做其他生意。2005年，当地妇联鼓励村里的妇女参选村委会主任，秋草一开始不被看好，但她到300多村民家挨家挨户走访，表示村子里的基础设施已经20多年没有修过了，秋草承诺当选后会修路。最终在870张选票里，她赢得了400多张，成为村委会主任。做了9年村委会主任的秋草说起她的成就，列举了修路、供水等项目，然而她最重要的决定是在村子完成城镇化进程后，说服不再务农的村民们共同进行村集体投资，带动了村民的共同富裕。

  “从秋草身上可以看到集体化时代到改革开放、城镇化进程等社会变迁怎样一步一步地对农村妇女带来影响，秋草是一个特定环境下的产物，而这个环境来自于前面几代人所创造的社会变化。大历史事件是如何与个人的具体生活产生联系的？” 这是贺萧的疑问。

  贺萧花了15年，在陕西省搜集大量农村妇女的口述资料，征集社会变迁带给她们的记忆。战争、新旧婚俗之间的挣扎、贫困时代的生活、改革带来的希望……通过这些故事，作者探究中国女性内心深处的东西，尝试观察变化中的中国。

  1950年代

  从关门做家务到劳模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常规叙事语境中，农村妇女的解放，意味着她们可以外出，参加会议、务农、上识字班，进行一切平等的交流。贺萧觉得中国对农村女性的解放，就此把她们带入此前所无法进入的广阔社会空间。

  一个细节让贺萧觉得耐人寻味——有人敲门问是否有人在家，家里的妇女听到敲门声，回答说没人在家。“这个细节里混合了复杂的概念，如自我地位的认识和安全等问题的交织，说明中国农村妇女曾经并不意识到自身的重要性。”贺萧说。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通过扫盲班、报纸、插图、合唱、戏曲、表演等方式有意识地对乡村空间进行改造，乡村妇女们也因此更好地思考了她们的人生意义。

  但贺萧通过走访发现，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农村妇女们并不愿被选为妇女干部，一方面原因是她们的家人担心会因此减少她们做家务活的时间；另一方面，她们也缺乏女性模范代表的榜样。还有一个可笑的障碍，她们的公婆担心她们在村子里不受限制地来去会导致她们提出离婚。于是公公会锁上们，婆婆会不给她留饭，丈夫要么闷闷不乐，要么破口大骂，甚至殴打。

  集体化时代妇女们开始走出家门下地干活，为数不多的成为劳动模范的农村妇女们开始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传统思维中一度妇女只围绕着家庭劳作，女劳模们则塑造了性别分工的变化，男性为农业生产而建设大坝，或者担任工业和技术监督职位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使得一般的下地干活越来越成为农村妇女的劳动。妇女们参与劳动使得她们意识到自身地位的提升，贺萧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她从一个妇联干部那里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劳动模范的丈夫因为强烈反对妻子的工作，导致妻子大为恼火，绕着家里的石磨，用扫帚追打她的丈夫。

  但在贺萧看来，这些勤劳忍耐的中国农村妇女从未因此把家庭抛在脑后。受访对象们清楚地记得，通电以前，她们整夜伴着昏黄的油灯，赶制家庭所需要的布、衣服和鞋子，她们的纺织和针线活，体现了重复的、不间断的、短暂的、偶尔又有创造性的家庭时间。

  “与男劳模的故事相比，女劳模的故事还强调妇女们在积极生产和先进的政治觉悟之外，对家务活的贡献。”某地妇联1952年的一份关于女劳模报告中，除了促进妇女识字，组织前线劳动，慰问军人家庭，向国家捐粮食的爱国计划之外，还提到该劳模打算完成一项任务，为全家老小做衣服，监督孩子学习以及不与丈夫吵架。

  另一个妇女们的变化是来自于计划生育政策。国家成功地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但在此之前，家庭里的儿女数量增加造成了普遍的负担，尤其是妇女的负担。“这一代人的生育和养育经历意味着，在1978年，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时候，她们常常是最热情的支持者，她们人到中年，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所以她们深刻了解养育孩子们的艰难。”

  今天

  更多参与公共事务

  在贺萧看来，上世纪50年代集体化和妇女解放的历史塑造了今天，这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和教育在内的诸多方面，妇女在公共领域扮演重要角色也不再是无法想象的。

  贺萧认为，农村妇女的劳动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对中国国家经济策略起着核心的作用，许多男人都不再从事基本的耕种，有些在田里从事监督和技术的工作，另一些男人虽然没有离开村子但是去了比较有规模的集体企业工作，还有一些男人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就去了城市，成为临时合同工。耕种越来越成为妇女白天的工作，之所以说是白天的工作，是因为到了晚上，她们忙着家务活，由于农业是那个时代经济的主要引擎，农业生产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也许可以假设妇女是那个时代经济发展的关键，“如果没有中国妇女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劳动，那个令人惊讶的时代，以及后来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改革还有可能发生吗？”

  在妇女权益上，尽管上个世纪50年代就颁布了婚姻法，但是部分年轻妇女仍然嫁给了父母指定的适合的年轻男人。现在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大多数适龄劳动力都离开了农村，婚姻由自己做主也不再令人震惊，在农村妇女之间也有因为其他的追求而推迟婚姻的情况。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国农村的家庭规模开始接近城市模式，意味着她们的想法也逐渐城市化。尽管现在农村妇女仍然还会纺织，但大多数都是用于仪式场合的礼物交换，如果她们有现金，她们还会购买窗户的装饰品。在很多地区，农业生产已经在生活中边缘化了，农村妇女们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

  秋草是村委会主任，但是“农村”没有了。即便如此，当年的国家社会主义和今天国家的市场经济仍然存在着延续性，“在这两个时期农村的资源都被用来支持城市的经济发展项目，过去是棉花和粮食，现在是劳动力和土地，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推动了城市的经济繁荣，城市和小城镇却开始吞并周围的村庄”，在这两个时期，虽然家庭之外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多次改变，但农村妇女始终担任着发展农村经济和教育好子女的责任。即使在今天，作为一个孝顺的好媳妇，秋草依然要承担所有的做饭、洗衣和照顾公公的责任。“所以中国农村妇女在社会变迁中获得了自尊和自信，也应该赢得更多的尊重和帮助。”贺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