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先生是近代中国科学、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81年前，先生因公殉职，中外震惊，极尽哀荣。英商《字林西报》发表社论称赞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这是对其一生最中肯的总结和诠释。虽然先生从未标榜过“爱国”，但他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而勤勉努力的奋斗精神，“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爱国情怀，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景仰。

  科学救国的实干者

  文江先生少年负笈东瀛、辗转英伦，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选择了具有实用价值和应用前景的学科，以优异成绩取得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地质学双学士学位。在其学成归国之时，中国地质教育、调查和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地质探矿为外国人垄断。章鸿钊先生已经写出了《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但未能付诸实施。他与章鸿钊一拍即合，以“天生能办事”的行政才干和组织能力，加上后来的翁文灏，三个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共同把草创阶段的中国地质科学推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其中文江先生出力之巨，实为先驱“第一人”。他对地质事业的贡献至少有三点：第一，训练造就人才。他筹建并兼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开我国地质教育先河，首期毕业的18名学员，后来大多成为我国地质科学各学科的领军人物；协助北京大学恢复地质系，帮助延聘外籍教授，后来更是担任研究教授，参与领导地质教学工作；敦请中央大学开设地质系，并担任名誉教授，为培养我国地质专才作出了杰出贡献；第二，开展地质调查。他担任地质调查所首任所长，不畏艰险，登山涉水，坚持“登山必达峰顶，移动必须步行”，成为中国野外踏勘第一人，对我国地层、岩石、造山运动的考察和矿产调查做了大量奠基性、开拓性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调查成果，为地质调查树立了典范；第三，加强学术交流。他倡编《中国古生物志》，亲任总编辑，使之成为中外闻名的科技杂志；制作区域地质图，发表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及相关论文；筹建并担任地质图书馆、博物馆馆长，参与创建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古生物学会，组织中外学术交流，赢得世界级声誉，被誉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山大师、地学之父。

  除地质科学外，文江先生还在古生物学、地理学、制图学、测量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学等学术领域有不俗的建树。他主编了分层分色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国分省地图》（世称“丁氏地图”），整理出版了《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爨文丛刊》，对周口店“北京人”发现、安阳殷墟及仰韶文化挖掘考古作出了贡献，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传奇人物。文江先生生命的最后两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实际主持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日常工作。他大胆改革，裁撤冗员，兴利除弊，加强资金管理和项目考核，设立评议会，为后来建立院士会议、奠定研究院持续发展的体制作出了贡献。

  文江先生无论是从事地质科学研究，还是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总是忠勤地为国家服务，丝毫不存自我的利益心。虽然过多的行政工作影响了个人科研成果的发表，但他坚信群体的力量必定胜过个体的力量。作为科学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这种舍己耘人、为国奉献的精神，正是大家尊敬他、纪念他、怀念他的地方。

  思想启蒙的探索者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一场救亡图存、绵延百年的深刻社会变革悄然开启。围绕国家、民族的命运，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跌宕起伏，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文江先生从来就不是枯坐书斋的学究，早在留学日本时，就融入谈革命、写文章、救中国的时代洪流之中，自诩为“少年中国之少年”。即使成为蜚声中外的科学家，他对政治改良、思想启蒙的热情丝毫不减。尽管其政治理念和实践不尽正确，但作为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天地可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有两份亮眼的刊物《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名义上是胡适先生主办的，而其灵魂人物却是这群人文社会学者中唯一的科学家丁文江。连胡适都说，谈论政治是文江先生推着去做的，他才是出力最多的。《努力周报》宣扬精英政治、“好人政府”，正是文江先生的核心政治理念，他呼吁“少数人的责任”，建立公开、宪政的政府，彻底结束腐败政治。《独立评论》则是“九一八”事件的产物，更多的是针砭时弊，关心民众生活，在乱世中喊出政治改良、抗日救亡的声音。

  文江先生不仅“坐而论道”，而且“起而行之”。在南北对峙、军阀混战之际，他出任淞沪商埠公署总办（相当于上海市长）短短八个月，整饬吏治，统一财政、卫生和市政设施，奠定了“大上海”的基础。特别是他率团与租界当局谈判，收回会审公廨，为国家争回了许多重要权利，并且为将来统一的中央政府留下回旋余地，足见其爱国的良苦用心。

  真正让文江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思想史留下光辉一页的，是他发起与张君劢的论争，史称“科玄论战”。双方围绕“科学与人生观”开展笔战，吸引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参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丁文江作为“科学派”的主将，高举科学大旗，思路清晰、笔锋犀利、字句谨严，提出“科学人生观”的新观念，用科学主义痛斥“玄学鬼”。这场论战促进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为反对形而上学和封建迷信积累了理论基础，是新文化运动“科学”思想启蒙的继续和深入。正是这次偶然的“跨界”，他实现了从科学家向社会知名学者的华丽转身，被誉为中国的赫胥黎。

  品端行正的清廉者

  认识文江先生的人，说到其人品，无不赞叹有加。他待友至诚，又很讲原则，对朋友的态度，操心到比当事人还紧张还细微的地步，而且往往是舍己耘人、成人之美，但一旦朋友在事业上不肯努力，他会责备批评，因而在朋友圈被敬称为“丁大哥”。对待青年学生，他是有过必规劝，取得成绩赞不绝口，为国爱才惜才。他的学生、青年地质家赵亚曾牺牲在地质调查路上，文江先生痛哭不已，将其遗孤带在身边，视若己出，加以教养。

  “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这是文江先生的自勉诗，也是他清廉品格的真实写照。文江先生处处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来修养，律己甚严，廉洁近乎迂腐，终身不肯仰面求人，终身保持一个独立的清白之身。他不肯支取干薪，不肯使用铁路免费通票，不滥发荐书，不滥用私人，甚至不肯用公笺写私信。外出工作，政府发过旅费，则不肯入住免费的招待所，不肯接受地方政府的招待。最能反映文江先生清廉品格和爱国情怀的，是他的一封家书。他的四弟文渊赴瑞士留学，留欧学生监督处秘书也是文江先生的同学好友对文渊说，令兄不是有钱人，不应该让他独立担负你的学费，你可以请补官费，一是官费有空额，二是你符合申请条件，三是主管此事的都是令兄的老朋友。文渊也知道哥哥的经济情况，便写信请他帮助。文江先生的回信感人至深，大意是：“照你的学历以及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晓得，国中比你更聪明、更用功、更贫穷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能替他们担负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青年。他们有请求官费的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地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这样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再为此事费心，我既然承认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自己的事。你只安心用功读书就行！”其实，文江先生收入微薄且经常欠薪，为了承担弟弟的学费和整个一大家子的经济负担，他不仅卖了自己的房子，而且还不得不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去担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赚钱还债。

  备战救亡的奋斗者

  文江先生身处乱世，国内军阀混战，国外列强环伺，习武从戎成了爱国青年的人生选择。他来到日本就对军事产生了浓烈兴趣，一度想入军校学习海军，但因嗅觉不灵，未能如愿。及至中年，他多次表示，有志做一名军官学校的校长，为国家培训具有现代化知识的合格军官。

  在繁重的科研工作之余，文江先生仍保持对军事的兴趣，注重资料收集，详细研究北方、广东、湖南等地军队概况，发表了多篇军事论文。后来，他又将这些文章梳理形成《民国军事近纪》，成为研究民国军事的重要文献。“九一八”事变后，他把目光紧盯对我国形成巨大威胁的日本，通过对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财政等情况的分析研判，发表了一批政论文章，指出“日本是得步进步的”，全面的侵华战争迟早会爆发。在战争不可避免时，他把思考的重点放到如何抵御日军的进攻上来，发表《假如我是张学良》，从军事地理的角度为张学良出谋划策、排兵布局；日本攻陷山海关时，他又写出了《假如我是蒋介石》，呼吁国民党结束内争、停止剿共、团结抗日；当承德失守、热河攻陷时，激愤之情无以复加的丁文江将郁结于心头的千言万语，汇成《给张学良将军的一封公开信》，规劝张学良：“我知道您也是爱国的，是有血性的。不过是因为环境的关系，爱国心和血性都发作不出来。所以公开写封信，希望所有您的朋友看见他都一致地主张，完成您的晚节。文天祥说得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希望您猛省！”一个爱国者的激情义愤跃然纸上！

  文江先生最终是为国家为民族殉职的。1935年底，华北危急，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文江先生受托为粤汉铁路寻找煤炭资源，同时为清华大学战时迁校选址。他在湖南考察谭家山煤矿后身患重感冒、夜宿旅店煤气中毒，不幸去世，年仅49岁。他的挚友胡适先生感叹说，文江先生“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他的最适当的墓志铭应该是他最喜欢的句子：‘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去年是先生逝世80周年，国家发行了丁文江先生邮票。今年又逢先生诞辰130周年，各个方面同样没有忘记这位科学巨匠。我的母亲丁文云与先生为黄桥松茂堂紧房堂兄妹，谨以此文作为对堂舅的一点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