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3月，诗人杨黎在南京生活整两年。2015年，在北京生活了14年的杨黎搬到了这里，因为爱情。对于南北生活方式的差异，他并未感到不适。在他看来，只要有朋友在，哪里都差不多，“哪里都能呆得下去”。

  每到一地，成都人杨黎并不刻意结识新朋友，“南京认识的，也都是以前的老朋友。”采访中，南京作家曹寇发来短信，约他下午去茶馆打牌。

  如今，杨黎每天写诗，而南京生活也是令他感到满意的写作状态。“不求好，但求工整，写得像首诗就行了。我把诗写好后发在朋友圈。”那么，评价和点赞的人多吗？“我的朋友圈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很少有人评价。至于点赞，那是人情，不是评价。”他笑说。

  现代快报记者 郑晓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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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黎是成都人。他把1980年定义为个人的“写作元年”。当现代快报记者问及“何时感觉到自身拥有写作能力”时，杨黎认为“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从小就有这样的自信，当然也有外人的肯定。作为一个专业的诗人，我认知到自己的写作具有新鲜感是1983年。现在就是沿着这条路越走越远，如此而已。”

  1984年，他和老乡、诗人万夏决定办刊物，名字叫《现代主义同盟》，后改名叫《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云集了全国各地的青年诗人。在这期间，全国已经出现了很多诗歌刊物，他如今的好友韩东在南京创办了《他们》。

  有一种说法是，《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把同时代的三种诗歌态度和创作方向都编辑在一起：一是“朦胧诗”，收录了七八个朦胧诗人的作品；二是以江河、杨炼、石光华、宋炜、海子为代表的史诗派。 除此之外，以杨黎、万夏、韩东、于坚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被认为“开创了第三代诗歌运动”。杨黎并不认可这一说法，“第三代根本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流派，诗歌也不存在什么第几代一说，只不过是大家被强行拉在一起，来一个整体亮相罢了。”

  杨黎的一个显著标签是“废话诗人”，他被誉为“‘废话’写作的理论阐述者和写作实验者”，追随者众。有评论认为“反语感”，乃至“超语义”，成为这些诗人新的追求。用废话写诗，当然是一种极端的、极限的挑战。他们的影响在于：对汉语诗性潜质的勘探，对“榨干了意义”之后的语言效果的充分实验。

  杨黎曾表达过“只有废话是值得相信的”观点。他解释说：“一个人把胸口拍烂了，这个钱你借给我，我明天肯定还你，你信吗？我就说只有废话才是可信的，因为他没有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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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杨黎依然每天写诗，在南京的这段生活也是令他满意的写作状态。“我现在处于很满意的状态，因为我不寻求他们所说的那些东西，我寻求的是平稳。我每天都写诗，不求好，但求工整，写得像首诗就行了。至于凭什么写，因人而异，有人凭感觉，有人凭想象，有人凭学识，有人凭‘被伤害’，我凭意识——意识到我要写诗，但这些都不重要。我把诗写好后发在朋友圈。”

  3月9日，他在朋友圈写道：凌晨四点我醒来/看见台灯亮着/就突然觉得很疲倦/伸手关了它/然后继续睡/睡梦中，看见那谁/一个讨厌的人/因为她长得烦。

  偶尔，杨黎也会受邀参加读诗活动。情人节之夜，他便在南京建邺版爱情诗词大会上吟诵了个人诗作《什么是爱情？什么又是雨点》：一个很远的人来到我的身边/他说：我爱你/一个很近的人也对我说/他爱我/说完后他依然站在我的身边/我去很远的地方找很远的人/没有找到，而我回来后/看见那个很近的人。

  杨黎读诗全程使用四川方言。他笑称“我永远用成都话读，据说比我说普通话更容易让人听得懂”。

  2015年，杨黎曾面对过一个更大的阵仗——应某媒体之邀在天桥、地铁和菜市场的“春天里”读诗。他对摄制组毫无惧色地说：“今天任由你们摆布。”杨黎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当众读诗时的露怯。“当时有个朋友策划了一个活动，在北京地铁站一号线安排几个诗人上去朗诵诗歌。地铁人很多，我第一个上去朗诵。上车时发现人太多了，连摄像师都不好意思开机。人置身于群体之中，就会不好意思。我一想，反正没人认识我，就索性开始读了。”

  后来，遇到类似活动，杨黎便不再怯场，“诗歌最终是要读给别人听的。其实我知道，内心还是渴望拥有（读诗）这样一个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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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黎喜欢跟朋友打成一片。“我是一个绝对的社会性动物，最怕具体的孤独，没人玩。”因为诗歌，杨黎结识了很多诗人朋友。最要好的几位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都是世交，可以托孤的。”

  2001年，39岁的杨黎北漂京城，某天醒来看见窗外阳光灿烂，赶紧约朋友出来喝茶，结果对方告诉他，“北京天天都是这种大太阳，难道你天天出来喝茶”？故乡成都可不是这样的。那里有慵懒的“茶房”，可北京只有时常会堵路上的“饭局”。

  尽管如此，杨黎还是很乐意奔波在这个宽阔的城市，为见好友不辞辛苦。有媒体曾这样描述杨黎在京的吃喝生活：“西长安街梅地亚一带，可以跟周亚平吃饭；西直门的菜根谭，那是高星的窝点；王府井那边有老曹，北四环的亚运村是作家张小波的地盘，左家庄的西江美食城——这是杨黎自己的窝子。”

  对他而言，“ 北漂”会产生“现实的孤独感”，因此“有一种抱团的需求”。他珍视友谊和亲情，会写诗送给亲人和朋友。在《2006年8月25日送杨轻回成都》中，他写道：杨轻啊，你到西安了吗/我想。他写过一首叫《幸福》的诗，炫耀着与老友相聚的欢欣：光熙门北里/从上个月开始/一直很热闹/吉木狼格刚走/何小竹又来了/何小竹还没离开/果酱和咄/也赶到/这样的一个月/真是让人幸福啊/幸福得不得了。

  来到南京后，他同样无比珍视与当地朋友的感情。“我对去哪儿都无所谓。南京跟成都有相似的地方，北京和这两个城市完全没有。但我依然可以在每一处都生活得很舒适，因为我的生态环境就是朋友。因为有了朋友，哪儿都能呆着。”

  采访快结束，作家曹寇发来短信，约他去茶馆打牌。他随即招呼同来的朋友：“我们这就过去吧。”

  对话

  互联网

  让诗歌第一个躺枪

  读品：每天阅读花的时间多吗？

  杨黎：最近阅读时间很多，有段时期则很少——就是转型期的时候。当时不太喜欢看纸质文本了，而网上能读的东西又少。现在好多了，电子书很多了。比如最近流行的《未来简史》，我买了纸质版放在家里都没翻过，直接看的电子版。

  读品：电子书阅读是否会比纸质书阅读的体验稍微差一点？

  杨黎：不会。我们以前读书是很艰巨的，特别是做学问是很艰巨的。因为旁征博引很困难，要做很多笔记，要制作书签，因此做学问的进度很慢。而互联网给我带来了便捷，检索一下关键词就能出来结果。

  读品：您怎么看待互联网给写作带来的变化？

  杨黎：互联网来到之前，酒桌上我总是夸夸其谈。现在有人问我，你话怎么少了？我说我不敢说了，说完人家直接互联网搜索，查你说对没有，是不是在吹牛。互联网让你首先简单化了，其次是逼真了。

  读品：有位历史学者认为，互联网会使历史学界涌现出更多的大师。那么，您觉得互联网会对诗歌界带来哪些影响？

  杨黎：互联网带给诗歌的一个好处是自由发表。写作是需要发表的，不管它的终端有多少人看，但他个人的发表是第一位的。以前的发表是很难的，我们发表诗歌都要经过重重关卡。首先要有名气，要写得好，还要得到编辑认同，发表出来后才觉得是一个完成式。至于终端有几个人看，这不重要。就相当于一本杂志或一本书印出来后，有多少人看，你也不知道，重要的是这个形式完成了。

  互联网让诗歌第一个躺枪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写出来容易嘛，借助互联网形态，一下子就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