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

  中国的民法典应是属于人民的民法典，人民具有至上的地位，是依法治国的主体，来自人民是治理的出发点，为了人民是治理的目的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

  全国人大本次会议，《民法总则（草案）》3月8日提交审议，迅速成为热点。来自人大会议的报道，显示民法总则的审议不只是热气腾腾，还包括一些新的修改意见被提出。社会因民法总则提交人大审议而看到它即将出世，也充满期待。

  大会文件说，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先后4次启动民法典制定工作。现在民法总则草案作为民法典的总则编终于进入大会审议，漫长的过程既见证了国家法治进程的顿挫和成果，更表明了一份额外的审慎。

  众所周知，人可能一辈子不与刑法打交道，但不可以一辈子不与民法打交道，因为人与生俱来就要发生民事行为，人甚至在母腹中就开始享有民事法律地位。这也就是编纂民法典，使人民获得一本“权利保障书”受到持续关注的原因。

  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这里面的“中国”“人民”两个词不是修饰词，而是限定词。当今世界，法国、德国等国已有成熟的民法典，并非不可以借鉴，倘要袭用，更加简单。然而，法律制定终究是为着现实的治理，而非为着它自身的完整。中国社会传承数千年，有自身的文化传统，有自身对公平正义的理解，这些理解当然也要与时俱进。

  “人民”一词，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中，也写在当今社会一切治理活动之中，中国的民法典应是属于人民的民法典，人民具有至上的地位，是依法治国的主体，来自人民是治理的出发点，为了人民是治理的目的。可以说，中国的法治化，从来不是法律人、法律圈的事业，而是人民治理国家的一种主权实践。人民的民法典，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民法典，它应当按照现实的人民实践去制定，按照中国的治理实践去制定。

  这决定了中国民法典不是靠哪几个人“写”出来，而是要在中国发展、中国治理的基础上编纂出来。既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社会生活中纷繁复杂的问题，又尊重立法规律，讲法理、讲体系；既尊重民事立法的历史延续性，又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既传承我国优秀的法律文化传统，又借鉴外国立法的有益经验。一系列“既……又……”表达了编纂民法典、制定民法总则过程中对“中国性”和“人民性”的特别强调。

  可以说，在中国，法律既是一项专业性工作，需要法律人的智慧，但更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中国的法治道路，已明确表述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这样，法治在中国应是一个建立于实践并回到实践的社会进程，法律人需要在“中国法律科学”的基础上思想问题。讨论中国民法典，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中国社会治理和中国人民的生活。

  “依法治国不能只想着依法，却不管治国”，这是法学家朱苏力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现实性。法律人讲依法，整个社会看治理，这里面是有张力的。民法典也好，别的法律也好，怎样成为地地道道的人民中国的法律，怎样成为中国人民的权利保证，需要有深入的认识。审议和讨论民法总则草案，需要有世界眼光，但尤其要提醒的是，要立足于脚下的中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