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监护资格，对被监护人意愿应有第三方判断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说，制定民法总则是中国的法治标杆，标志着民法典的编纂迈出了重要一步。民法典的编纂，涉及社会治理和社会风气的引导，公民的安宁感、人际关系的和谐、大量的社会关系都需要民法典来提供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张红表示，《草案》适应时代特点、符合民众期待，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同时新增紧急救助免责条款。不过，在个别条款中，还有修改的空间。例如，《草案》对未成年人父母恢复监护资格增加了限制条件，但“确有悔改情形的”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

  对此，不少专家指出，对未成年人父母监护人资格的恢复应当有限制。张红建议，要明晰“悔改情形”，否则对已经形成的新监护和被监护关系会造成新的伤害。并且，在恢复监护人资格的问题上，对被监护人的意愿应该有第三方的客观判断，从而更大限度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

  ●建议将教育、医疗等领域纳入“特别法人”范围

  《草案》中，在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之外，增设了一类特别法人。张红认为，这有利于该类法人更好地参与民事生活，也有利于保护其成员和与其进行民事活动的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法人简单地分为‘营利’和‘非营利’两种，在实践中不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例如教育领域，老百姓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越来越多的人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学习。”张红建议，应该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教育、医疗和养老院。而像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养老院这类机构，如果简单地用“营利”和“非营利”的法人分类方式，是很难区分的。

  张红表示，在肯定这次修改增加“特别法人”规定的基础上，建议“特别法人”的范围还可以扩大，把一些既具有公益性质，又能够保持微利营收的领域，如教育、医疗等也纳入“特别法人”，以促进社会服务业的发展。

  ●建议修改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5年

  现行民法通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为二年，但《草案》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

  张红认为，此诉讼时效期间偏短，很多国家（地区）民法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5年以上。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市场已与国际市场有机连接，我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向各国提供贷款、我国企业到世界各国投资设厂、承建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基础建设，中国和中国企业在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通常居于债权人地位，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制度，更应着眼于在国际范围内、国际经贸关系中，如何更好地保障中国和中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此外，张红认为，现行民法通则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是1年，《草案》未设置人身损害赔偿诉讼时效期间，也未区分财产性损害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一律为3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这显然是不适当的。“建议修改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5年，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为10年。”张红说。

  建议修改民事诉讼时效的，不止张红一人。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徐安认为，有的民商案件的诉讼时效3年可能还不够。

  他举例称，南京一名年轻人许多年前去医院治疗时，接受医院自采血液输入，过了一段时间感到发热不适，后确诊为丙型肝炎，到另一家医院治疗有所好转，又过了一年多，病情复发严重，才得知可能是血液输入时受感染致病。他向法院起诉，但在法院诉讼时间已超过两年时限，最终，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年轻人也未得到应有的补偿。“希望今后不会因诉讼时效问题而导致司法机关无法作为。”

  ●建议增加委托履行监护职责的规定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我国农民工共计2.8亿人，其中外出打工的1.7亿人，80%以上农村家庭有人在外打工，大多数夫妻双方同时在外地，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在农村非常普遍。

  “这种监护人实际缺位的情况，不利于维护被监护人特别是留守儿童的权益，建议增加委托履行监护职责的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如东县委书记潘建华建议，在《草案》中增加一条，“监护人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有监护能力的人。”

  ●建议“救助免责”中，将“自愿”改为“无救助义务”

  《草案》中，还有涉及“救助免责”的规定，潘建华认为，这有利于弘扬见义勇为传统美德。与三审稿相比，《草案》增加了“自愿”实施紧急救助的情形，如政府部门实施救援、医疗机构实施救助等，这一修改是好的、必要的，但“自愿”的表述可能不全面，不能涵盖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情形。

  “自愿”是指救助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实践中，救助人在实施救助时可能受外力影响，未必是完全“自愿”。

  潘建华认为，即便不是“自愿”，无救助义务的人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受害的，救助人也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用是否有“救助义务”取代是否“自愿”作为本条规定适用的条件，可能更加客观、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