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青州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文物整理过程中惊喜地发现，两件不同来源、不同时间进馆的佛像残块经过拼合，居然能完美吻合，也不知道这件佛像是在何时毁坏、分散，却在千百年后的某一天意外重逢。这样的巧合看似无意，却也是有心人在其中努力而促成的。像这样实现文物“合璧”的例子也有不少。

  据雅昌艺术网

  青州佛像时隔多年意外重逢

  这次在青州博物馆重逢的同属一物两个残件，是一尊北齐法界人中像的左臂和躯干部分。

  其中左臂部分是2002年原南阳城西城墙修整过程中于原城墙根出土的，入藏青州博物馆至今，曾于去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破碎与聚合：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展中展出；而此佛像躯干部分是社会流散文物，被公安局查获，于1999年移交青州市博物馆。

  据青州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宋少辉披露，2017年农历鸡年初始，青州市博物馆文保科工作人员进行正常文物整理，整理至佛像躯干部分时，不约而同想到存放于另一库房的一块佛像左臂在断面、雕刻风格方面与其极为相似，于是尝试提取那件左臂进行拼对，才有了这个惊喜发现。这两个残件散失或至千年，竟藏于博物馆的两个库房十余年，如今终于意外实现“合璧”。

  皿方罍的世纪回归之路

  而此前最广为人知的文物合璧事件应该就是“皿方罍”的盖身相合。2014年，皿方罍的器身现身纽约佳士得拍卖会，而它的器盖则一直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后经多方沟通和协议，皿方罍的器身最终回归中国，盖身合一。

  皿方罍是商代晚期的重器，被称为“方罍之王”，其体型硕大、造型独特、纹饰精美。专家在用仪器对此罍进行CT检测时发现，其铸造手段刷新了此前学界对青铜铸造技术的认识。除了历史价值引人瞩目，发生在皿方罍器身上的故事也跌宕起伏。

  据记载，上世纪20年代，一个村民无意中挖出了皿方罍，他并不知这件器物的价值，便将其一直保留在家中。直到1924年，湖南益阳商人石瑜璋看到器身，出重金收购。双方谈好价钱之后，石瑜璋便雇佣当地人将器身扛走，却并未拿走器盖。皿方罍的器身也自此没了线索。直至1931年，法国学者乔治·苏利耶·德莫朗编著的《中国艺术史》出版，它的踪迹才再次显现。此书中收录了皿方罍的照片，并介绍此物为姚叔来、卢芹斋等人收藏。1950年代，器身流入日本收藏家新田栋一手中。直至2001年，器身被新田栋一的家属交予纽约佳士得拍卖，以924万美元之价创下当时的中国文物拍卖纪录。

  而在2014年，皿方罍再次现身纽约佳士得拍卖会。湖南收藏家联合向佳士得提出洽购皿方罍。中间经过了一番协商和努力，皿方罍最终由湖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皿方罍结束了近一个世纪的海外颠沛。

  《富春山居图》完成“合璧”

  2011年6月，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历经三百六十一年的分割，前段《剩山图》与后断《无用师卷》在台北迎来“合璧”展出的历史性一刻，也成为两岸文物艺术界所翘首以盼的盛事。展出的两月参观者超过81万人次，打破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展参观人数纪录。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画家黄公望为郑樗(无用师)所绘，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是黄公望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明朝末年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极为喜爱此画，甚至在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被吴洪裕的侄子从火中抢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较长的后段称《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前段称《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浙江曾通过各种渠道和台湾沟通，希望两岸《富春山居图》能合璧展出，但没有得到反馈。后来在两岸相关人士的努力促成下，终于在2011年于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展览结束后，《无用师卷》仍在台北“故宫”，《剩山图》归于浙江博物馆。

  章仇氏造像碑五百年后合璧

  2010年，南京博物院展出一件《章仇氏造像碑》。这个石碑在明代时断为两截，历经五百余年才得以残碑合璧。

  《章仇氏造像碑》，又称《章仇禹生等造经像碑》《石刻佛经》。隋开皇九年(589)十二月七日立石于今山东省汶上县刘楼乡辛海村三官庙。此石为历代金石家所重视，清王昶《金石萃编》、钱大昕《潜研堂金石》均有著录，是中国书法史和佛教艺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代表性刻石。

  此外，这块石碑在书法史上承前启后，不容轻视。它记录的内容为佛经，字体正书，兼作篆、隶。为北齐《文殊般若》碑遗风之渐变者，与《曹植碑》如出一人之手，隐隐有褚遂良、颜真卿书风。

  这块碑在明代时断为两截，后来所存下截又断为二，旧藏汶上县中都博物馆。而上半部分造像部分缺失了数百年，其间在乾嘉时期偶然被金石学家黄易得收藏，之后又不知所终。2008年，偶然被人发现藏在山东济宁某小区的储藏室。 2010年9月9日，经南京博物院精心设计，分离五百余年的残碑合璧。不过，遗憾的是目前仍缺失中央的一角，不知何时能真正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