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寒——主编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追求房子和车子、精致的利己主义盛行的当下，故宫却有这么一批人，他们用3年磨一把刀，用18年修复一幅画。他们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在日复一日的修复中，成全了文物，延续了历史，也成全了他们自己。“择一事，终一生”，令无数年轻人深受触动。

  纪录片侧重于文物修复的日常，本书则侧重于“修文物的人”不为人所知的，与文物摩挲交流的，时间的故事。

  故宫修复的技艺与历史，古老的师承关系和情感，宫墙内外的诱惑与挣扎，内心的冲突与坚守，日复一日的庸常与伟大，尽在其中。

  知名作家绿妖深入故宫，用了大量的时间，观摩大师们的日常工作，与他们面对面交流，深入采访；诗人摄影家严明，近距离跟随拍摄。绿妖和严明均为各自行当里颇受赞誉的“匠人”，业不同，道相同，二人的作品，可信可感。

  修复师王有亮：我们永远是修旧如旧

  我的师父叫赵振茂，传承的脉络叫北派修复，歪嘴于是第一代，第二代是张泰恩，张泰恩再传侄子张文普，张文普收了八个徒弟，其中就有我师父赵振茂。

  1952年故宫准备进行第一次大的文物整理，清朝那会儿都没怎么动过那些东西，库房里头比较乱，也有坏的，就想在全国招些修复的人员。这么着把我们师父也请过来了。修复厂当时就一个铜器组一个裱画组，还有木器组。

  我是1983年进的故宫，那会儿我十九岁。我们刚来的时候根本闲不住，没有让你坐的时候，真正让你坐的时候那就是磨你性子了。我们新来的主要还是打磨，就是累活，因为技术含量低。说实在也不低，铸造完以后铸件表面有一层硬壳，氧化壳，必须把氧化壳磨下去。然后是做旧。这是复制青铜器最关键的，因为你磨出来多好看的东西，没有锈就没价值，它就是一个铸件。

  我刚来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就是让师父给磨的性子，真急不来，这活儿你必须是一点一点弄，着急出不了活。这个其实靠自己悟，师父不会说，都是“看着弄”。弄对了自然就对了，没特高兴地夸过谁，觉得你这个好就一点头，收了。没有说你做得真好什么的。以前老师傅带徒弟好像都是让你自己去琢磨，不会主动教，要想学就是偷学。所谓偷学，就是他做的时候你得瞄着看怎么弄。现在是主动教，生怕你不听。

  这真的还是年代的问题。传统的老师傅教人跟现代的不一样，是另外一种思维。反正你自己悟的东西你印象深。可是有一点，我们师父对这文物特别在意，敬重。他交给你一件文物他也心里琢磨你能不能修好，而且在这当中，他看到这文物有危险或者是可能有，他眼睛厉害啊，他接触东西多，可以看出来这腿儿是焊过的，他立马提醒你，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注意，然后，真正说你做颜色的时候，反正就这颜色盒这些颜料，你把颜色盒弄干净了都放好了，剩下就不管了。问他不轻易回答，师父，这个色应该怎么弄？“琢磨去！去慢慢弄！”

  文物修复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包括修复的地方跟原件要有区别、有可识别性，这是意大利和日本搞的，叫《威尼斯宪章》，我们倒是不反对你们国家怎么修。意大利那儿修的我们也看了，我和我师哥我们一起去过，它那儿雕塑多，只要能立着，胳膊缺了不配，维纳斯缺了不配，搁咱们这儿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不好。如果你有可参考的资料依据你就配上，还是完美的一个再现。可是他们就是有资料也不配，就说你弄上去不是原来的东西了，他就是那么一个概念。然后色还不给人家做好了，就是故意。

  其实搁我们这来讲等于手艺忒差了，等于你做不出来你才……咱们不能挤兑人家，我们就说我们的想法就是修复得越看不出来我们才认可，这是你的手艺。让人能看出来，那太简单了，那活儿还不好干。有个教堂是地震了还是什么，神父像碎得一塌糊涂，又贴回去了，贴回去多少把眼睛得随上吧，他给你露白，眼睛是白的还有裂缝，多难看，人物首先要看眼睛，你多少给它勾勾。

  我们这行，对一个人手艺的最高赞誉是恢复原貌，就等于你所做的让人看不出来。一件青铜器碎一百多片，别说什么了，光焊接上面全是道子，跟蜘蛛网似的，所有焊锡多了得去，少了得补，然后颜色跟两边随，得让它看不出断碴儿来，我们必须这么做。

  修复师王津：修文物是和古人对话

  故宫里的钟表修复从清代传下来一直没断。因为钟表一直在使用，皇上被赶出去了，维修保养的人还是要有，所以徐文璘老先生一直在。他儿子是徐芳州，在东华门开着一个修表铺，解放后跟着父亲也进了故宫。我的师父叫马玉良，是从故宫警卫队转过来跟老先生当学徒的。

  上班前我各屋转了转，当时钟表组人最少，遮着帘子挡西晒，屋里暗暗的，就马师父一人。跟师父聊了聊天，给开了两个钟表，问喜不喜欢这一类的，我说喜欢，他说那你就回家等着。后来就来这屋了。那会儿不太懂，感觉别屋人都挺多的，木工室一进门六七个人，地下全是刨花，感觉没有下脚地儿。钟表屋安静。我是有点喜欢安静，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跟一七十几岁的人（王津和爷爷一起长大）一起生活，受爷爷的影响挺大。

  基本第一年都是拿非文物练习。那会儿我们各个工作室都有一个小座钟看时间，钟坏了帮着修修，或者拿非文物的钟表练手，拆拆装装，里面怎么回事，谁挨着谁，怎么拆怎么装的，就是练个手感。慢慢熟了，第二年开始能接触文物类，也是比较简单的，有大活跟着干，打下手。修理这东西师父也没法说这个应该怎么干，那个应该怎么干，关键还是自己动手，自己体会。他不会主动把我们叫过来教，说跟动手是两码事，听完以后不如上手干更直接，练得更方便。

  郭老师说我修过写字人钟吗？哦，那是瑞士的写字人钟，那里面的人写出来的字儿是英文。当时瑞士在北京办一个活动，钟摔坏了。他们有修复师过来，但可能时间紧，晚上发现，第三天早上就要用，就请故宫帮一下忙，地方在金融街，离我家特别近。那时晚上十点多了，我从家过去干了半宿，损坏的小零件做了做，第二天中午又去，弄到晚上十二点。

  其实也没什么，它有一个链断了，不够长。我说你干脆摘掉这个，买根0.5（号）的钓鱼线。那个线粗细合适，韧性好，力量够，新闻发布会能用。救急你没办法。它应该是这种链，这种链我们故宫有一些，不多，不能给他用呀，两码事。只能拿这个代替一下。他也同意，他说行行，达到效果就行。

  用民国的纸币代替羊皮补气囊，我们师父那一代就用。那种纸币韧性好，比纸要强。后来我们发现前人修复中也有拿那纸币粘的。那种羊皮是国外做的，挺薄，跟纸似的，国内没有。这些都是没有办法，（零件）没有啊。现在我们钱（纸币）也没了，也没用了。

  修文物是跟古人对话，他们那么说，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的确感觉跟历代修复过它的工匠有交流，你打开一个钟，你能感觉到有的修得很敷衍，有的做得非常细。这人手艺，活糙活细，有感觉。可能很多钟上一次修还是清朝。包括桌上这个钟，它上一次修是什么时候？解放后修过的钟肯定不会损坏得这么厉害。距离上次修应该百八十年了。

  郭文林：临摹一张新画，等于延续八百年

  纸寿千年，绢寿八百，即使不算战火辗转，书画卷轴也只能保存八百年。以临摹的方式来保存原件自东晋已得到重视，兴盛于唐宋。历代都有宫廷画师对古画进行临摹复制，至宋徽宗时期，更组织皇家画家大量临摹前朝名迹，“训督甚严”。

  民国初期，上海地区集中了一批专以临摹传世名画的书画临摹高手，成员主要有谭敬、汤安、金仲鱼、郑竹友等，他们制作古书画时分工合作，或绘画，或写字，或摹刻印章，或装裱做旧，所摹作品惟妙惟肖。解放后，故宫博物院成立摹画室，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古代书画的临摹复制工作。郑竹友和金仲鱼先生负责摹字摹画，金禹民先生负责摹印，这个组合堪称高手云集。

  中国绘画史上有过几次，官办大批量地做临摹，最好的就是宋朝。宋徽宗本身就是一个大画家，对书画特别重视，他专门有画院，那时候叫官样，就是专门画画的。很多珍品就一件，又没有印刷品，又没有照相，怎么让大伙都知道呢，就临摹，送给大臣，这是官摹。好像明代也有，清代也有，当然最昌盛是宋代。

  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名画都是宋代摹本。比如说《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而唐代张萱的《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现在看到的都是宋徽宗摹的。咱们故宫也等于官办的，解放以后官办的专门临摹书画的，但是咱们跟造假画不一样，他造假画呢，画出来跟原作比较像，他是骗人的。我们这个等于都是复制品，就是咱们要表明自己是复制品。复制品，有个名字叫“下真迹一等”，比真迹差一点。故宫文物有两个系列，故宫原存的，叫故字号；新收进来的，叫新字号。还有专门一个复字号，就是我们复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