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在意“是否得体”，他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无论身处任何时代，总会有一些人肩负使命，负重前行，自觉地承担起一个时代的先行者与自由的引领者的作用——对于俄罗斯而言，索尔仁尼琴所承担的正是这样一个先知先觉者的角色。

  从十八岁开始，索尔仁尼琴就是一位独立思考者。二战的爆发，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苏联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索尔仁尼琴的人生轨迹。战争爆发不久，索尔仁尼琴即应征入伍，先是在运输营当列兵，后因战功擢升，在炮兵营里担任声源侦察连连长。即便身处战争环境，索尔仁尼琴依然没有停止思考，他经常与知己好友就俄罗斯革命的命运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受到军队反间谍机关的监视，最终遭到逮捕。在集中营的八年里，索尔仁尼琴当石瓦工，做苦力活，他非但不以为苦，反而将其视为磨砺个人意志的必经过程。

  出狱之后的索尔仁尼琴开始了地下写作的历程，并终于在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公开推出他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初几年无疑是一个相对轻松的年代，他不仅一夜成名，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的发表成为一个极具震撼力的文学事件——他在小说里所传达出的战斗精神，那种发人深省、且令人振奋的声音，不仅让彼时俄罗斯人的生活出现了希望的曙光，而他本人亦以先知的形象留在他们心中，成为那个时代反抗专制、抵制奴役的一个鲜明的象征。

  1960年代中期，索尔仁尼琴再度陷入困境。彼时的索尔仁尼琴已经做好了受难、甚至死亡的准备。他认为，为那些失忆或耳聋的现代人重新意识到人格的尊严而战，无疑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为此他愿意做一个殉道者。正是借助《古拉格群岛》的写作，索尔仁尼琴用一种全新的目光看待人和人类社会，帮助读者打开了他们被意识形态蒙蔽的双眼——既为活着的人，也为死去的人；既为叛徒，也为英雄——为所有那些自己无法述说的人。而索尔仁尼琴与苏联官方的冲突也愈演愈烈，1969年，他被苏联作家协会梁赞分会开除，1974年，他再次被捕，随即被剥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

  在西方世界，索尔仁尼琴声誉日隆，然而，面对西方国家伸出的橄榄枝，索尔仁尼琴却并不领情，他一方面批评西方国家是一个“商业集市”，同样会碾碎一切不和谐的声音，另一方面则拒绝被不同的意识形态诠释，拒绝充当不同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作者乔治·尼瓦即抱着一种理解的态度，最大可能地揭示出索尔仁尼琴身上这种深刻而又有机的矛盾，他说：“作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在意‘是否得体’，他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由自己来评价一切事物的强大愿望，不看任何人的脸色，不考虑普遍公认的见解，是斗士的主要特征。”

  乔治·尼瓦抱着同样的态度解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他将《古拉格群岛》看作是一个历史记录者的调查、自白，以及各种证词的汇编；他将《牛犊顶橡树》看作是一部持不同政见者的编年史、一部斗士的日记……索尔仁尼琴其实是以文学的方式告诉后人，无论是历史，还是个体的生命，都存在真相，而作为一个作家，只要你还活着，你就有义务让世界了解一切，知道真相。

  王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