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如果能够思在行前，那就更好了

  印象派画家莫奈的名画《泰晤士河》，描画了水光氤氲、雾气朦胧的伦敦河道。世人以之为美，但事实上，画作除了说明莫奈的艺术追求，还隐现了当年伦敦的尴尬处境。所谓雾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霾”。

  伦敦早在17世纪晚期就从德国旅行者那里得到了雾都的声誉。访客起初会因为大雾限制了他们观赏英国首都的景色而失望；但到了19世纪，许多访客却往往因为没有领教“伦敦特色”而感到失望。文学艺术是现实的投映，也是历史面貌的侧影。澳大利亚环境学家彼得·布林布尔科姆显然深谙这一点，科普作品如何做到既严谨又好读呢？不妨读读他的《大雾霾》。

  这部书讲述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空气污染史，每一章都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所有数据表格和插图都注明了出处，同时在确切的历史记载之外，除了上述文艺界的“雾事”，我们还读到了许多有趣的“闲笔”。比如，埃莉诺王后心直口快地抱怨“好臭”，农夫为卖不出去的菠菜发愁，一些有意思的喜剧讽刺小品、谐趣诗歌，还有漫画中因为大雾迷路的行人的冷幽默。闲笔不闲，这些散落在书页之间的细节描述，牵引逝去的回忆，曾经以为雾很美，但是当雾成了“霾”，迷住我们的眼睛，刺激我们的心肺，吞噬我们的健康，我们就得需要冷静、理性思考造成这一切的缘由了。

  空气污染古已有之，但在13世纪后英国人才开始关注其危害。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工业文明的账单不应以环境为代价，只是这一认识有个渐进的过程。如何掌控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当年有很多的投诉指向石灰工业，石灰生产的过程需要燃烧大量的煤炭，用煤量的快速增加，是造成伦敦空气污染的元凶。得出这个结论容易，解决起来却困难万分。我们现在都知道，劣质煤排放的二氧化硫浓度极高，伦敦人当初并不知道，这是经过奥古斯都·沃克尔等人的反复调查论证才揭露的。苏格兰的无烟煤品质好，可惜价格高昂，长途运输更抬高了它的成本。经济利益是资本驱动的本能，与其指责资本的盲目性，不如想法创造经济与环保的共赢。

  这其中还牵涉盘根错结的利益关系。约翰·伊夫林向国王和议会提交调查报告后，查理二世的态度模棱两可，王权、议会和教皇彼此之间矛盾激烈，在城市改建的大问题上，三方同样相互扯皮。不能把环保责任寄托在资本家的良心发现上。即使到了20世纪，美国生物学家和作家蕾切尔·卡逊不还因她那本敲响滥用化学杀虫剂警钟的《寂静的春天》触犯了化工集团的利益而遭致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伦敦治霾进程就这样拖沓再拖沓，几个世纪都不见有什么大进展，直到1952年，那一场形同于世界末日的“大雾霾”给了伦敦人刻骨铭心的教训。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英国政府在1953年组建了由比佛爵士领导的委员会，专门调查雾霾事件的成因并制定应对方案。在比佛委员会的推动下，1956年英国出台了世界首部空气污染治理法案《清洁空气法》。此后英国以铁腕治理环境，效果立显。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如果能够思在行前，那就更好了。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