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大的建筑，怎么只防御人呢？”美国传奇影业创始人托马斯·图尔几年前的一次疑问，催生了今天《长城》的热映。在这部彻头彻尾好莱坞工业体系上的标准产品中，长城这个千百年来最著名的中国建筑以一种全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一座人类对抗怪兽的壁垒。

  没有哪一个中国符号像长城这样，在千百年里被整个世界反复描述、解读、隐喻。从葡萄牙历史学家巴洛斯到首次徒步考察长城的美国人威廉·盖洛，从卡夫卡、毛姆、博尔赫斯到近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伊斯梅尔·卡达莱，他们从世界不同的地方看向长城，构建出不同的长城意象。

  现代快报记者 曾浩

  惊叹与误读

  西方最早介绍中国长城的是葡萄牙历史学家巴洛斯编写的《每十年史》。这本出版于1563年的书中如此写道：“……关于这座长城，以前就有所听闻，以为它并不连续，它是行进在中国人与鞑靼人的土地中间，依山脉而成的通路。而据这幅地图，则它是全部连接的，不由极为惊奇。”

  巴洛斯没有来过中国，他的惊叹来自于地图。来过中国南方并在所著书中介绍长城的有葡萄牙教士达克鲁兹及西班牙外交官马丁拉达，但也没有资料显示他们见过长城。公元1792年苏格兰医师约翰·贝尔倒是随同俄国使节团越过长城，他曾这样描述，“据说建造这段地区的长城，从开始到完成仅历时5年。所有中国男人中，每6个里面必有1个参加义务工作。不能参加时，就必须自行寻找别人代替。役夫们排列成好几公里。用双手传递建筑材料……依照我的意见，世界上除了中国人以外，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计划并完成这项事业的皇帝，应该比构筑金字塔的埃及王受到更高的评价，因为可供实际使用的目的，当然远胜于只为了虚荣的工作。”

  在刚开始面对一个人类的巨大奇迹时，人们往往会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图画反而成了最好的表现形式。1793年9月，英国马甘尼爵士以英王乔治三世的使节身份来中国谒见住在热河夏季行宫的乾隆皇帝。他们此行见到的长城后来上了汤玛士·阿罗姆《中国景观》的铜版画。这幅铜版画忠实地描绘出沿着山脊蜿蜒而行的长城，此画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对长城的认识。马甘尼在日记中写着：“假如整座长城都跟我看见的一样，这无疑是人类双手所曾经建造出来的最巨大建筑物。”

  就在马甘尼称赞长城70年后，德国大考古学家希里曼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于1863年发表了《我到长城的旅行》热烈赞美长城：“长城是过去的伟大所留的纪念碑。”希里曼对中国长城的建筑史不够了解，他认为他所见到的明代长城就是秦长城，但他的这篇文章给西方世界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欧洲人来到中国总要一登长城，可以说不少人是受了他的启示。

  两个威廉

  不论是马甘尼还是希里曼，在20世纪之前，外国人看到的只是长城的一小部分。美国人威廉·盖洛是第一个全程游历长城的外国人，1908年，他以旅行家和作家的好奇心开始游历长城。从东部的渤海之滨到西北的戈壁沙漠，从山海关到青藏高原，盖洛率领的考察队利用镜头和文字，细致入微地记录了有关长城的传说和沿线的风土人情，最后通过《中国长城》这本书向人们真实地展示中国长城的原始风貌。

  但与盖洛的《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中国十八省府》《中国五岳》等中国游记相比，《中国长城》对长城本身和周边的风土人情描述并不多，反而是对有关长城的神怪故事津津乐道，如秦始皇、神鞭、神马等等。最让人感兴趣的或许是作者在最后一、二个章节中在嘉峪关对于来往行旅们留言的摘录，那才是一百年前一个个中国小人物几乎已经消逝的背影。

  无论如何，《中国长城》的那些图片记载了历史，而且有别于以往众多外国学者对于长城的理性描述，盖洛在书中对长城进行了文学化表达：“瞧那座辉映在星光与月光下的长城。瞧那座浸浴在夕照和晨曦下的长城。瞧那座浓雾迷茫里的长城、雨水冲洗中的长城、飘雪笼罩下的长城吧。无论任何时候，长城都是巨大、灰色、静寂、可怕的历史亡灵。”

  70多年后，另一个威廉——英国学者威廉·林赛把威廉·盖洛途中拍摄的大量照片和两百多本珍贵日记再次带到中国。林赛1987年完成了独自步行考察长城全线，从嘉峪关到山海关行程2470千米。从1990年起他更是在中国定居，专门从事长城学研究、长城现场考察、长城文化景观保护等工作，并因此获得中英两国政府的表彰。但他为长城写下的书《我的长城生活》则与文学相去甚远。

  英国作家毛姆可能是罕有的登上过长城的外国文学大师。1919年，时年45岁的毛姆来到中国，溯长江而上一千五百英里，《在中国屏风上》即是他此次行程的产物，五十八篇或长或短、原本可以写成小说的“素材”，连缀成“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毛姆在这架屏风上向英国人描绘了遥远、古老而又神秘的中国景致，她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急流险滩的长江、天光云影的水田、纪念先祖的牌坊、筑有雉堞的城墙、各式各样的庙宇、竹林深处的农家、山上的婴儿塔、路边的小客栈。他以一颗久经世故又不失赤子纯真的悲悯之心感受着、传达着他所碰到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的形象；尤其重要的是，他在满怀同情地试图贴近中国风土人情的同时，毫不留情地以批判的态度反映了在中国的英国人的生活真相。

  但在长城面前，这位以毒舌著称的作家似乎也只能用排比句了——“长城是孤独的，它默默无言地爬上一座座山峰又滑入深深的谷底。长城是威严的，每隔一段距离就耸立着一座坚固的方形烽火台，镇守着边关。长城是无情的，为修建它，数百万的生命葬身于此，每一块巨大的灰色砖石上都沾满了囚犯和流放者的血泪，长城在逶迤而崎岖的群山间开辟出一条黑黝黝的通道来。”

  卡夫卡们的“长城”隐喻

  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们更多地用数据和图片来向世界展现长城，更多的文学家们则用想象来赋予长城更多的意义,即使他们从未踏上过长城。

  1917年3、4月间，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他的第六本对开本笔记簿上写下了《万里长城建造时》，这部从德国《莱比锡报》上的中国游记得到灵感的小说看起来压抑而令人费解，小说从一个无法想象的久远时代起，在苍穹覆盖不了的帝国土地上，中国人开始建造万里长城。修建长城的目的据说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修建万里长城的方法是：分段修建。“二十来个民工为一小队，每队负担修建约五百米长的一段，邻队则修建同样的一段与他们相连。但是等到两段城墙连接以后，并不是接着一千米的城墙的末端继续施工，而是把这两队民工派到别的地方去……” 在卡夫卡的想象中，万里长城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庞大的工程，无数人无数代的努力，唯一与之相比的就是《圣经》传说中的巴别塔，但建造巴别塔却失败了。

  卡夫卡在散文《城徽》中描述建造巴别塔的人们因为工程的过于庞大、持久而涣散人心，彼此争斗，最后在预言的战争中被夷为平地。为了避免涣散人心，万里长城的领导者决定分段而筑，只是一种巧妙的组织方式，按照卡夫卡的说法，它避免了巴别塔的失败，解决了“集中民众的力量参加强大的新工程”的问题。

  考虑到卡夫卡当时身处的奥地利，可以发现卡夫卡笔下某种隐喻性的暗流。小说中写道：“我们中国人有某些民间的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而有些又特别的含混……而长城的建筑实质上也是跟这些问题相关的。”卡夫卡写“中国长城”并不仅仅是一个西方作家的中国想象，而是想反思现代官僚体制如何自我复制，自我复生，小说用中国长城制造出一个奥匈帝国的镜像，并提出疑问：如何重建一个在精神上统一的大奥地利国家？

  博尔赫斯很喜欢卡夫卡这篇小说，也很喜欢中国文化。博尔赫斯通过理雅阁、翟理思等汉学家的译著及冯友兰的英文著作了解中国。他的作品中曾经多次出现中国元素。他从英文版翻译过《诗经》和《红楼梦》，在其作品中出现过中国人的形象，比如寡妇和间谍。

  博尔赫斯的遗孀儿玉曾经对媒体透露，晚年博尔赫斯双目失明，行动依靠一根拐杖，而这根拐杖就是从唐人街买的。博尔赫斯也曾经告诉她，“希望死之前去摸一摸长城的砖”。但他最终还是没能踏上这个伟大的东方国家，后来浙江文艺出版社邀请儿玉来中国，专程带她到长城观光，间接满足了他这个愿望。

  《长城和书》是博尔赫斯唯一纯粹中国题材的随笔，作于1950年。博尔赫斯对长城和焚书两事感到“难以解释的折服”，在文中，他运用了一向为其厌恶的精神分析法，得出了有趣的、独出心裁的看法。“始皇帝筑城把帝国围起来，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帝国是不持久的；他焚书，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书是神圣的，书里有整个宇宙或每个人的良知的教导。焚书和筑城可能是互相秘密抵消的行动。目前和今后我无缘见到的在大地上投下影子的长城，是一位命令世上最谦恭的民族焚毁它过去历史的恺撒的影子。”

  最近一次书写长城的文学大师应该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伊斯梅尔·卡达莱。作为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获得者，他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本月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集《长城》。书中包含三个中篇小说，分别是《长城》《致盲敕令》及《阿伽门农的女儿》。《长城》围绕对峙在长城两侧的一位明朝官员和一个蒙古士兵展开，在卡达莱的笔下，长城就是一种象征，它是文明和野蛮的分野，也透露着不同地区之间更复杂的敌对与交流。叙述者不自己开口说明全书的主旨，却由一个教坊司的小官员口里说出，让人意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