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进入12月份之后，很多媒体都忙着总结一年的收成，盘点大小的收获，汇总今年的热点话题，遴选自己心目中的十大好书榜单。我也来凑个热闹，聊聊今年比较热点的图书。

  关于纳粹与大屠杀的图书，几乎每年都有，但是今年相对更集中一些，形成了一个热点话题。不说别的，单是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译林出版社2016年10月版）一书的出版就足够引起热议。这本书曾经有个伪版本收录在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人文译丛”中，那本书其实是就“平庸的恶”这个争议性的话题编选的一本评论集，其中涉及原著内容也只截取了结语和后记部分，正文大部分内容并未收录。

  在阿伦特的系列著作中，《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当然不是她最具代表性的书，但一直都是她最具争议性的书。这大部分的原因在于，阿伦特当年在耶路撒冷的审判现场近距离观察纳粹党卫军高官艾希曼之后，发现这个人身上的一种平庸性，你费尽力气也无法从这个人身上找到任何残忍和恶魔般的深度。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恶魔，倒是稀松平常。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跟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他为了获得晋升而努力工作，除此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动机杀人。阿伦特在书中总结这种人的特性时说：“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

  阿伦特当然不是为艾希曼开脱。就算艾希曼是纳粹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齿轮，是一个只知道服从上级命令的小官僚，他同样也是一名罪大恶极的罪犯，他犯下的罪行是无法被原谅的。但是阿伦特想理解这种人的想法是如何形成的，她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惹怒了很多人，包括她多年的好友。他们认为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观察和结论过于草率，你不能从对个体的评价中总结出一个普遍的结论，认为纳粹大屠杀中的很多执行者和参与者都是不能思考的平庸者。这是一个不能令人信服的结论。

  而在今年出版的另外一本关于纳粹大屠杀的书《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中，心理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理解邪恶的方式似乎更令人信服一些。他采访了很多纳粹和受害者，其中有一半左右的人都是纳粹医生和医生助手，他们帮助筛选进入奥斯威辛死亡营的犯人名单。利夫顿从纳粹医生的心理入手，试图理解他们的世界，理解邪恶是如何发生的。利夫顿提到阿伦特的“平庸的恶”论断时说，他所访谈的纳粹医生作为人的普通性也进一步证实了阿伦特的论断，但是这其中还是有所不同。虽然他的研究中一再讲述了普通人如何进行恶魔行为的，但是在这样做时，他们自己也发生改变了。在完成他们行为的同时，他们自己也不再是普通人。他们的角色已经从一个医生转变为一个杀人凶手。这种心理学意义上的角色转换，更有利于我们理解邪恶与杀戮是如何产生的。

  当然，以上只是我着重提及的两本关于纳粹大屠杀的著作，如果对奥斯威辛感兴趣的还可以参考阅读“理想国译丛”中的《奥斯威辛：一部历史》，这是对纳粹大屠杀更为系统的梳理。

  其实从阿伦特的结论中，我们能探知到为何“平庸的恶”这个概念能够影响如此深远。因为不思考这种特性绝非艾希曼这种党卫军高官的特性，不思考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中最为普遍和醒目的特质。我们当然是一个个独立的能够思考的个体，但是这种个体的权利对我们大部分人而言只是一种幻象，我们甘愿放弃思考权利，让别人代替我们思想，我们转发各种鸡汤，醉心于各种娱乐，甘心放弃自己的想象力，不再阅读文学，嘲讽崇高，鄙视审美，混淆是非。我们都是不愿思考的平庸者。

  □思郁

  ■试读

  每天务必做一点你所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是一条最宝贵的准则，它可以使你养成认真尽责而不以为苦的习惯。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自传》

  我喜欢摘下眼镜的感觉。眼前的一切朦胧得美丽起来，所有税利的线条，人的分明轮廓、物的棱角边缘，都消失了，代之以柔和的光晕；所有肮脏的细节也被稀释，所有的声音被过滤，渐渐低沉，渐渐温和。整个世界就像一个丝绒枕头一样，那么软，那么大，让我深陷其中，满足得入眠。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戴眼镜的女孩》

  以有涯的阅读之身，面对无涯的阅读之海，我们终究得作出抉择，并心痛地放弃某些东西，不必等到死亡悍厉地阻止这一切。当然，这么说可能是有风险的，一不小心就成为某种懒人的借口，但一个阅读者要不要诚实面对自己，这是旁人不好多嘴的，我们最多只能善尽提醒的言责。

  ——唐诺《阅读的故事》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但变化多端，而且难以预测，这一切的错综复杂和模糊不清，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在他们那个时代，激烈就是一切。花开花谢，日出日落。爱人来而复去。诗人们诗中所言，年轻人都拿来付诸实践。少女恰似玫瑰花，她们的美貌短暂如花季，必须在黑夜降临之前采撷，否则白昼一去不返，黑夜漫漫无际。

  ——弗吉尼亚·伍尔芙

  《奥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