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仙林校区距离市区十来公里，周遭芬芳幽静，张生便在此做着学问。

  他是南大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今年10月10日，他被推选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会会长。

  谈到所从事的历史研究，47岁的张生坦言还没有“彻底成型”，“我也人近半百了，从学术经历讲已经过去一大半，但我还没有彻底成型。在不断地阅读当中，我会产生新的想法。”

  谈到治学态度，张生说：“作为学院派，我们就是尽作为历史学人的本分，历史它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不要替它夸大也不要替它遮掩。”

  现代快报记者 郑晓蔚/文 徐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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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张生通过《〈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及钓鱼岛问题研究》这一研究课题，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因此近两年，张生主要围绕这一课题项目从事研究写作。

  “一边完成研究课题项目，一边看书写作，这成了我们的基本状况。”张生介绍说。

  此前，张生从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当时，张宪文（张生老师）先生从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拿来一个项目——南京大屠杀资料汇编。他认为关于那段惨痛的历史，南京的学者更加有责任研究起来。”于是,原本研究民国史的张生，从2002年起开始真正介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他多次赴境外寻访历史的见证，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担任《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本）副主编。其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上下卷于2012年出版。他曾表示，“世界近代史上，很少有一个事件像南京大屠杀这样，事发当时举世震惊，却在此后的岁月里长时间湮没无闻。”

  对于目前所从事的钓鱼岛课题研究的难度，张生表示：“困难有很多，大部分都比较具体，比如一些日文古文翻译，要琢磨很久才能精准；缺乏跨学科研究人才，如国际法、海洋地理的相关研究专家等。不过现在研究条件好多了，也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最重要的就是要放宽眼界，肯花时间与精力看文章，读书，请教专家，补习某一方面的知识。这些可以在研究中慢慢解决。”

  张生介绍说：“有关钓鱼岛阶段性的成果很快就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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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生1984年参加高考时，最想读的其实是地理专业，“我地理好，老师一讲就懂，我高考考得也不错。”

  不过当年的高考政策是文科生可以考地理学科但不允许报地理专业。于是，张生就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文科生熟悉的领域——历史专业。

  历史作为长线学科，浸淫其间令他过瘾。因为历史满足了他“对知识的追求，对智慧的追求，对审美的追求”，对观察社会解锁社会也很有帮助。用张生的话说，“一些过去关心的事情，如学历史就业面窄，挣得没人家多，没人家光鲜诸如此类的问题，通过读史都能释然。”

  张生的研究方向主要为民国史。对于出现的所谓“民国热”，他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民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民国所出的大师也并不多。尤其是民国的经济，那真是糟糕透了。所谓美好只是大家一个虚幻的印象。”

  近年来，微信公众号出现了大量对民国时期进行描绘的文章，在张生看来，“其实作者们对这个时代并不了解，很多微信文章都是写作者臆造出来的幻觉。”

  “比如《爱妻狂魔蒋介石》（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谈及的一篇近期传播较广的微信公众号文章），这个标题就利用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张生调用历史案例，否定了该文的观点：“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是有原因的，宋氏兄妹作为保人要送他回去，但到了南京蒋介石就不放了，宋氏兄妹就很尴尬。宋子文和宋美龄都去劝蒋介石，但蒋介石说政治你们不懂。宋美龄一气之下就跑到上海和他分居了。”

  张生对这类标题党性质的公众号文章也表达了个人看法，“微信上有很多商业行为，为了吸引阅读量，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让你震惊一下就好像过意不去。我们也能理解，但这种东西对于做严肃历史的人来讲，并不能去倡导。作为学院派，我们就是尽作为历史学人的本分，历史它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我们不要替它夸大也不要替它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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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张生在中组部、团中央“博士服务团”的推动下，赴国家级贫困县海南五指山市挂职，担任副市长。张生坦言，任职这一年对他影响很大，“从事行政工作让我看到了一个新世界，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爱书的他自然把书也带过去了，“在山清水秀之处看书，置身的历史场景感觉也很不一样。”

  如今又成了南京大学校园里的“张教授”，张生坦言“切换力度很大”，“你在那个环境要想行政方面的事情，市委市政府交代给你的任务你要落实。回来之后有一个感触是很大的，觉得确实有必要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开展历史研究。”

  张生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历史学家不是什么特殊的人，一切历史也都是当代史。五指山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市，假如我开展研究，我会研究国家投入这么大为什么还是这么贫穷？是干部不努力吗？干部很努力。是交通不方便吗，后来也开山辟路了，交通也有了。到底什么原因，确实值得研究。”

  在张生看来，自己所从事的这门研究是永无止境的。作为教授，他特别擅长通过举例来进行讲解，“比如我的研究课题如果要进步，我就得去念书。我念社会学的书，我念医学的书，我念心理学的书，我念政治学的书。对于资料，我们总说想办法穷尽，但我们知道真正穷尽其实很困难，只能无限接近于穷尽。我从不担心我的话题会研究不下去，换个角度又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张生的历史研究依然在路上，“我已近半百了，从学术经历讲已过去一大半，但我还没有彻底成型。在不断地阅读当中，我会产生新的想法。历史研究下面还会看到什么，我还在努力。但有一点是确信的，就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所追求的那个境界。”

  对话

  抗日神剧非常有害

  读品周刊：您怎么看抗日神剧？

  张生：中国在历史上受日本祸害非常多，我们也理解为什么要去嘲笑它。但抗日神剧把这件事搞得滑稽了，人们都搞不清楚这是一段什么历史。这就说明过犹不及。抗日神剧非常有害，是不健康的。大家都知道打得不容易，惨胜，但惨胜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真实的历史在哪里呢？抗战胜得很不容易，如果手都能撕鬼子，游击队员弹无虚发，那抗战怎么可能打八年呢？

  读品周刊：您有读书计划吗？

  张生：古人有句话我们其实领会很浅，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其实能做到，古人的书是线装书，一万卷没多少，也就是几千册而已。但行万里路太难了，它其实是跟你的阅读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很多东西经过行万里路你就跟它对上了。

  以前读《张作霖传》，他家门口造了很多假山，人家说你这个假山造得跟城墙似的，密密麻麻，造这么厚实干什么。张作霖说你不懂，万一坏人冲进来，有仇家找上门，我能在这个地方抵挡一阵。后来我到了他大帅府一看，果然他们家假山就是工事。

  读品周刊：您在学术访谈中多次使用了“歼灭性研究”，具体是指？

  张生： 过去中国条件差，出去机会不多，你想对一个问题做一个全面的了解，没有这个条件。现在就可以做到了，国家会给一些资金，你就可以去研究它。这是一个基本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自己也有进步。我们过去做研究，自说自话，没有任何针对性，这样一来，人家关切的问题我们就没有能够及时去回应。还有就是，我们掌握到了新的学科新的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阶段性地对一个问题做尽可能客观的全面研究。现在我们对一些特定问题进行歼灭性研究的条件在不断成熟，过去争议了好多年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当然歼灭性研究也不是穷尽性的研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一段历史，我们得想它对现实有个什么样的观照？以前不认为是问题的，现在可能就成了问题。所以，研究是不会有尽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