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上午，苏州，小雨。19名来自连云港、淮安等地的“弃儿”，站在苏州市社会福利总院旧址附近默默祈祷。据了解，50多年前，苏州等地区很多“弃儿”被领养。伴随着养父母的离世，当年被领养至连云港灌南县新安镇的“苏州弃儿”开始踏上集体寻亲之路。现代快报报道后，寻亲群体不断壮大。50多年后，19名“弃儿”相约赴苏州寻根，来到他们的命运转折地，多名寻亲者眼含泪水轻声念叨：爸、妈，我们回来了！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宋体佳 王晓宇
方便核验 “弃儿”们集体录下DNA信息
58岁的凌志通，是连云港市灌南县新安镇人。作为一名“弃儿”，在历经多年寻亲无果后，他只好向媒体求助，从而揭开了集体寻亲的序幕。9月1日，现代快报以《9名“苏州弃儿”50年后集体寻亲》为题率先报道了凌志通等人的寻亲故事。此后，凌志通的家俨然成了寻亲联络站，在短短几天时间，光新安镇就形成了一个多达18人的寻亲集体。
9月8日，现代快报对灌南新安镇“苏州弃儿”打算集中前往苏州寻根的事情进行了报道。此后，尚晓玲等两名已在淮安定居生活的“苏州弃儿”加入寻亲团队。9月10日上午，19名“苏州弃儿”一起包车前往苏州寻亲。
“还有一个叫尚兆霞的弃儿，她人没有来，我帮她把血样带过来了。”57岁的尚晓玲目前居住在淮安市淮阴区，在了解自己的身世谜团之后，她曾在10年间四处寻亲，却未能如愿。9月10日，到达苏州后，他们即刻在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将个人的DNA信息录入系统，以备亲人前来寻找时，便于身份对比核验。
冒雨寻根 他们满眼泪水“我们回来了”
“昨天去采集了DNA信息，这样找到亲人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拿着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DNA信息采集表，57岁的方桂珍颇为兴奋。据她介绍，为了寻亲，19名弃儿每人拿出一笔钱，除了用于车旅费和DNA信息采集费外，他们还专门定制了印有“寻亲”字样的统一白衬衫，以及印有“爸、妈，我们回来了”等文字的横幅。“我在帮忙挂这条横幅的时候，一看到这句话就想哭，我实在太想找到亲人了……”方桂珍如是说。
作为此次苏州之行的一个重要内容，11日上午，凌志通等19名弃儿还一起前往苏州市社会福利总院旧址参观，50多年前，他们正是从这里，被灌南的养父母们一个一个领养着离开的。“当年要不是被送到这里，可能我们早就被饿死了。”同样是现居灌南县新安镇的“苏州弃儿”，57岁的刘加生是新加入的寻亲者之一，在他看来，当年的苏州市社会福利总院相当于自己的再生之地。也正因此，50多年后，他再次回到这里时，情绪激动，一度哽咽。
而在苏州市社会福利总院旧址参观过程中，多位寻亲老人满眼含泪。19名“弃儿”情不自禁地念叨：爸、妈，我们回来了！场面颇为感人。
相互宽慰 已是一家人，找不到亲人也不遗憾
方桂珍曾于2002年写信给苏州市民政局，这么多年却一直未能找到亲生父母。这曾在短时间内让方桂珍感觉难过，但9月11日上午，在19名寻亲者们的相互宽慰之下，她反倒释然了，“我们这么多人的身世都相同，都是孤儿，现在我们聚集到一起，大家相处得非常好，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我当然希望能找到自己的亲人，但就算真的找不到，那也没啥遗憾的，他们也算是我的亲人了。”
19名寻亲“弃儿”中，大部分来自灌南县新安镇同一个社区，但此前他们交流很少，直到因为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后，才逐渐熟络、热情起来。如今，他们俨然成了“一家人”。
寻亲档案之
1.尹凤军，男，1960年2月11日生，1961年9月5日被南京火车站送至福利院，后被领养至连云港灌南县新安镇。
2.王登来，男，生于农历七月十六，1961年从苏州领养至连云港灌南县田楼镇。
3.柳增光，男，1953年6月生，1966年从镇江领养至灌南县新安镇。印象中为丹阳人，生父叫王甫金，自己原名叫王雷根。
4.申志强，男，1952年生，1961年从镇江领养至灌南县新安镇。记忆中有个姐姐，自己的鼻梁中间有明显疤痕，可能是生父留下的记号。
5.刘加生，男，1959年1月16日生，1961年从苏州领养至灌南县新安镇，领养时手牌上名字叫唐坤。
6.陶立富，男，1958年10月5日生，1961年从苏州领养至灌南县新安镇。早在28年前曾通过苏州广播电台寻获疑似亲人，对方姓张，后因拆迁及通讯不便失去联系。
7.郑金玉，男，1956年3月生，8岁时从苏州领养至灌南县新安镇。
8.陈添华，男，1960年2月6日生，1961年前后从苏州领养至灌南县新安镇。
9.汪乃涛，男，1960年5月8日生，1960年5月15日从玄武区新街口派出所送至孤儿院，1961年从南京领养至灌南县新安镇。
10.尚晓玲，女，1959年11月1日生，1960年4月23日被送至孤儿院，1962年4月12日从苏州领养至淮安市淮阴区。
11.尚兆霞，女，1960年8月4日生，原姓朱（生父留在其怀中的字条），可能1961年被送到苏州福利院，1962年被领养至淮安市淮阴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