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在很多人眼里，所谓的“考古”，不过是每天与古人、古墓、古物……打交道，一定是非常枯燥无味的工作。但在考古工作者眼里却并非如此，比如郑嘉励先生，他是专业的考古学家，但他并不单纯将考古视作一种安身立命的职业，同时也将考古视作他的人生的趣味所在。郑先生的新著《考古的另一面》，书名虽然沾上了“考古”二字，却并非专业的考古著作，行文更加侧重于考古的“另一面”，应该算是考古之余的文字——尽管书中收录的文章大多与考古相关，却均是以考古为由头，融合了田野、读书、历史、社会、生活等各种不同的内容，乃至呈现个人完整的喜怒哀乐的文化小品文。

  郑先生将《考古的另一面》分为五辑，其中，“观物篇”貌似写古物，实为第一人称的抒情遣怀；“石语篇”虽然是围绕着古代摩崖碑刻的写作，却多有额外的感慨，可谓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冢书篇”是围绕着古代墓葬的写作，尽管内容带有一点稀薄的学术性，但内里却依然是文艺性的；“行路篇”写田野调查与考古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讲述风物故事，感慨世事变迁；“谈薮篇”收录的则是一些带有杂文风的文字，这部分文字虽然离题较远，却辛辣凌厉，别具趣味。郑先生虽然将自己的文章分为五辑，但每辑的内容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大抵就是将考古与生活、历史与现实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大而化之，创作出一种“‘咏物’不出硬伤，有点真实的情感或趣味”的文字。郑先生以为，考古工作者努力赋予本学科以纯粹性的意义，但偶尔出现一个像他这样的趣味的叛徒，也无伤大雅。

  郑先生是一位既具备“智商”、又不乏“情商”的考古学家——具备“智商”，他便能够以理性的眼光看待考古，最大可能地发现历史的幽微，还原历史的真相——比如，他评价城隍庙的作用，说城隍庙“保家卫国只是副业，道德教化才是主业”，乃至“城隍庙唱着道德的高调，却又弥漫着暴戾、肃杀的气氛”，道及了城隍庙承担的道德教化的本质。具备“情商”，他便能够以感性的眼光看待考古，对历史抱有体恤之心，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真实地体会古人的心意，从古老的器物中感受到人情与人性的美好——比如，对于横跨于乡间河面的木拱廊桥，他在用心考察廊桥背后所蕴涵的丰富的历史信息之余，常常坐在廊桥下歇息片刻，随性聊天，感受其间无处不在的人间温情。他动情地写道：“我是一个过客，穿行其间，不想走了，便斜倚美人靠，看看桥外风光，清风徐来，心旷神怡。”

  郑先生又是一位求实的学者，他的文字质朴、本真，虽然内蕴丰富，却从不滥情，既深得世俗人情的乐趣，又不失考古学者的本色。当然，说郑先生的文字从不滥情，并不意味着他的文字没有感情色彩，事实上，郑先生的文字看似平实，却蕴藏着极深的情感，而那些杂谈调侃类的文字，谈地名，谈风俗，谈古人的胡子，谈南宋的酒瓶，谈酒桌上的种种……又常常写得亦庄亦谐，幽默风趣，如行云流水一般，舒卷自如，性情毕现。

  诚如郑先生所言：“生命就是一段旅行，一段曲折丰富、悲欣交集的旅行，沿途到处有瑰丽而无奈的风景。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观看沿途之风景，体验观赏的充实，领悟人生的真谛。”人生在世，得到什么并不重要，享受过程才最重要；做什么职业并不重要，乐在其中才最重要。

  尽管郑先生将自己从事的考古工作称作“上班也就等于上坟”，尽管郑先生伊始也曾经有过焦虑和挣扎，但他渐而喜欢上考古，并最终将考古与自己的生活融为一体，在考古中观赏沿途之风景，享受考古所带给他的人生至乐。

  ■试读

  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憷的、有计划的暴行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和心理上还不是成年人。达到一定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这种程度的无知和记忆缺失。

  ——桑塔格

  《旁观他人之痛苦》

  在德国，就连妓女都天天早上跑步……我实际在汉堡同妓女交谈过，她说她每天早上沿艾塞斯特湖跑步。因为我也跑这条路线，遂问跑多长时间。嗬，时间还真不算短。我说好厉害啊，她耸耸肩说“身体是本钱对吧”。对对，妓女也好小说家也好，身体都是本钱。

  ——村上春树《远方的鼓声》

  我的皮肤医生说，脖子是从43岁开始走形的，就是这样喽。脸可以涂化妆品，眼睛下面可以涂遮瑕霜，头发可以染，皮肤松弛可以注射胶原蛋白、肉毒杆菌以及玻尿酸。但如果不动手术的话，你只能对着该死的脖子干瞪眼。脖子是百分之百的泄密者。我们的面孔写满了谎言，但脖子却寸寸真理。你得把红杉砍了才能知道它的年龄，如果它有脖子，就没这么麻烦了。

  ——诺拉·艾芙隆

  《我的脖子让我很不爽》

  我说我们中国人买九角九半打的袜子与买九千九的貂皮大衣是毫不矛盾的呀，我们的节俭是为了豪华。

  ——严歌苓《波西米亚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