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文学批评家。

  学者丁东曾这么介绍王彬彬：“他是一个学界的独行侠，做事独来独往，拒绝拉帮结派；说话快人快语，不愿吞吞吐吐；下笔行云流水，讨厌佶屈聱牙。他本来想以一己之力，为端正学风呐喊一声，收到激浊扬清之效，结果招来无数咒骂。”

  但王彬彬并不接受这一称谓，“独行”尚可接受，“侠”不敢当；所谓“独行”，就是不拉帮结派、不搞小圈子，不搞“团团伙伙”。

  现代快报记者 郑晓蔚/文 施向辉/摄

  1

  王彬彬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认“文学批评就是本行”，对研究对象不能“只是歌颂”。“那么多人已经在歌颂，为什么不能有一个人来批评呢？批评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六年前，他著文揭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的成名作《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多处存在抄袭。《反抗绝望》是汪晖198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名著。王彬彬读后认为，这本书不但文理不通，还至少抄袭了李泽厚等四人的五部专著。随后国内六七十名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调查，紧接着六七十名国际学者联名担保汪晖没有抄袭。

  四年后，这篇批评文章被收录进了王彬彬的学术批评集《有事生非》里。“这些文章，或多或少给我自己带来些麻烦，所以名之曰《有事生非》。”

  回顾此事，王彬彬认为网上有关“论战”的说法并不合适。“汪晖从未公开地、正面地与我论战过。为汪晖辩护者中，也只有一个人，一个汪晖的老朋友，以真名实姓、公开发表文章与我论战，其他人都是戴着面具在网络上翻筋斗。”

  除了汪晖，王彬彬还曾把王朔、金庸、余秋雨一并给“批评”了。在《文坛三户》一书中，在他看来，“金庸、王朔、余秋雨，这三人最本质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属‘帮’字号文学——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

  王彬彬同样不认为“批评名家”是为博出名，他解释说：“学术批评本来就是一种治学的方式。我也不是主要写这些东西，还写了很多其他的文字。只不过平常我写一百篇文章，有三篇是骂人的，但别人看来我就只写了三篇骂人的文章，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尽管批评会招致敌意但他依然坚持表达，王彬彬笑称，“我并非完全不怕得罪人，只是比较不怕得罪人。”他将此归结为“责任感使然”，“文化共同体里面有这么一些人，其实问题很严重，但又掌握很大的话语权，然后被年轻人仿效，你必须要戳破他。”

  尽管话语犀利，但对于如今的写作状态，他还是直言不满意，“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可怜，写的东西也很可怜。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东张西望、畏首畏尾、闪烁其词、依违两可、支支吾吾……这就是我写的东西。”

  2

  作为安徽望江一中教师的儿子，王彬彬很小就有强烈的发表欲。王彬彬说他读中学时，有两件事终生难忘。“有一年元旦，大雪纷飞，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我突然有了发表的冲动，拿起扫帚在雪地上写了庆祝元旦四个大字，正在自我欣赏时，脑后忽然挨了重重的一弹，回头看，父亲在身后怒目而视。”

  “还有一回，与父母弟妹一起走着，我走在最后，手里不知怎么有半支粉笔，便想写点什么。写点啥呢？正好路过一处厕所，是中学的厕所，青砖砌的。我走到后墙边，在墙上写下了大大的‘厕所’二字。弟妹的笑声让父亲回过头来。父亲满脸怒容地过来，脑门又挨了狠狠一弹。”

  “这两次，父亲都一言不发，我也就不明白到底错在哪里，满心委屈。多年后，我才明白，父亲当时的眼神里，不只有愤怒，还有惊恐。父亲是想打掉我胡乱涂写的习惯，要打掉我的写作欲望。”

  但王彬彬并没有戒掉写作的习惯。“可以说，我很早就无意识地确立了以写作为职业的理想，最终走上写作的道路，也算是不忘初心吧，虽然写得并不好。”王彬彬说。

  1978年考大学，王彬彬第一志愿填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也填了“服从分配”的选项。先期介入录取的部队院校洛阳外语学院，在安徽录取十名文科学生，结果王彬彬被选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部队工作。那几年，王彬彬年年打报告要求报考地方院校研究生。1985年规定有所松动，王彬彬未多考虑就报考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时，一些善意的同事，曾劝他报考差一些的院校——毕竟把握大一些。

  但王彬彬很快收到了录取通知书。1986年9月起，王彬彬在复旦师从著名学者潘旭澜。2006年，王彬彬在悼念恩师的文中写道：“关于潘老师，我可说的话很多很多。但我觉得，最不应该忘记说的，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

  3

  两年前，王彬彬曾在《南方周末》撰文称，朱自清《背影》因“违反交规”被逐出教材。后有网友指出，这种说法缺乏依据。一周后，王彬彬便在《南方周末》上发出道歉信，直言自己“可能有些无的放矢”，并为误导读者感觉愧疚，为相关机构受到误解而表示歉意。

  如今谈及此事，王彬彬表现出足够的坦率，“发现弄错了，便在《南方周末》上公开地、明确地道歉。这个事情发生后，网上颇有些动静，更有人要借此大做文章，但我一公开道歉，他们反倒没有做文章的可能了。”

  在王彬彬看来，知错就改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哪怕是教授也该如此，“一道歉，事情就平息了。错了就认账，就道歉，就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许多人陷入无尽的纠纷，其实就因为一开始不肯认错、不愿道歉。此事也让我告诫自己，以后说话应该更严谨，不能依据道听途说而发议论。”

  生活中，王彬彬不看足球也不看奥运，不沉迷棋牌只沉迷书斋。朋友想掼蛋，实在没人了，才会想到把他拖上牌桌。尽管他自称“水平很臭从不见长”，但没人敢说他不是，因为他打牌没瘾，纯粹陪玩，又是终极备胎，要是他一“收队”牌局就得散架。

  王彬彬自称是一个“不喜应酬，拙于应酬”的人。“无奈的应酬是痛苦的，与三五好友小聚而痛饮，是快乐的。”他说。

  由于说话耿直，自然会触发“褒贬不一”的社会评价，对此王彬彬看得稀松平常，”只有褒而无贬，是圣人；只有贬而无褒，是坏人；既有褒又有贬，是常人。我就是一个常人。我对网上的谩骂是毫不在意的。”

  坚持批评，勇敢发声，宠辱不惊，笑骂由人，尊重事实真相，勇于自我解剖，54岁的王彬彬，依旧是性情中人。

  对话

  学生主动请我讲鲁迅

  我感到很幸福

  读品：您每天生活状态如何？

  王彬彬：我的生活，挺没规律的。自己感觉经常过得乱糟糟。我最苦恼的是失去了睡懒觉的“武功”。年轻的时候，晚上睡得晚，但早上也能睡到很晚，中午不用休息，到深夜仍然头脑清醒、精力旺盛。那时候的效率自己比较满意。大概从十年前开始，睡懒觉这样一种宝贵的能力丧失了，再也享受不到睡懒觉的幸福了。不能睡懒觉了，那就晚上早睡吧，但没用，睡得再早，早上也很早就醒了。如果晚上10点钟睡觉，那凌晨两三点就醒了。好在我白天还能睡一觉。一天要睡两次，很麻烦，做事效率也就不行了。

  读品：读书和写作时间是如何分配的？

  王彬彬：写东西时，便主要写东西，不怎么看书。不写东西而又没有杂事缠手时，便主要看书。很多年了，对旧书的兴趣超过了新书，读历史书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文学书。所谓历史书，主要是中国现代史方面的东西。

  读品：互联网碎片化阅读，对您的写作是否产生了影响？

  王彬彬：我在网上主要是看看新闻、查查不太重要的资料。网络阅读对我而言只是一种很不重要的辅助，我基本上还是坚持传统的阅读方式。网上的文章、书籍，如果我觉得要认真阅读，我一定下载、打印成纸质文本。纸质文本，可以躺在躺椅上拿着看，可以反反复复地看、忽前忽后地看，更可以拿支笔写写画画。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才叫“阅读”。当然，这与我电脑水平太差也有关。我基本上是“电脑盲”。正因为如此，网络对我的阅读和写作影响不大。

  读品：您对鲁迅特别尊崇，您觉得现在对鲁迅的看法在发生变化吗？

  王彬彬：关于鲁迅，问题太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其实始终有一些人是热爱鲁迅、敬仰鲁迅和愿意认识鲁迅的。大学生中也是这样。南京大学十分重视本科生的通识教育。今年暑期又有新举措，就是让全校学生自己确定课程内容和授课老师，学校认可、老师同意，便可开课。学生选定的文科六门课程中，就有“鲁迅著作研读”。暑期学生与我联系，希望我来讲这门课，我欣然接受。要知道，这是学生主动要我讲鲁迅，我感到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