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张辛欣是个人物。她不一定是那个年代最好的女作家，但是说她是最活跃的、最有活力的，应该没有之一。

  如果互联网早诞生十年，写出《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的张辛欣多半会是在网上传播最广、男女通吃的作家，而她开了口述历史先河的《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中国人的自述》，则会把她送进所谓的文学史。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样的顺风顺水之际，张辛欣选择了流落。自1988年开始至今，她成为了一个步出国门，游走世界的漂泊者——“我扔掉过去，出于一个简单的心情：不甘心。我不甘心坐井观天，不甘心等待迟迟飘到的现代派、先锋派、魔幻现实主义，不甘心被喂养，我怀疑我的超前是不真实的。”

  28年之后，张辛欣回来了，带着一本《选择流落》，300多页的篇幅，给“流落者张辛欣”画了一幅动态的肖像。

  现代快报记者 倪宁宁

  80年代

  最红的时候选择离开

  上个世纪80年代，万物复苏，文学也是。1953年出生的张辛欣，下过乡，当过兵，做过护士，1979年开始她与文学发生了关系，这一年她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她的小说陆续在国内主要文学刊物上发表。

  《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疯狂的君子兰》……对于张辛欣来说，从崭露头角到蜚声文坛中间是没有过渡的，1985年，当她开创性地写出口述历史作品《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中国人的自述》时，她已经是那个年代最炙手可热的作家之一。

  同一年，毕业了的张辛欣被分配到了北京人艺，除了正常工作之外，她一个人骑自行车“走”完了大运河，写出了被称为印象派作品的《运河人》，同时，她还做了央视同名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毫无疑问，这是张辛欣最好的年代。1986年，在几乎所有的严肃作家鄙夷通俗写作的时候，她写出了超级流行的侦探小说《封片联》。没办法，她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一个跟着天性走的人。

  但是，跟着天性走的张辛欣决定流落的那一刻，还是让不少人感到不解。在最红的时候选择离开，为什么？

  “我扔掉过去，出于一个简单的心情：不甘心。我不甘心坐井观天，不甘心等待迟迟飘到的现代派、先锋派、魔幻现实主义，不甘心被喂养，我怀疑我的超前是不真实的。我不是一个领作家工资的专职写作者，不过，在出走之前，在写作方面，虚构的还是纪实的写法，实验手段或者侦探小说，不夸口地说，我尝试遍了。我是没有耐性的，不能忍受上一次使用过的表达方式。而我深感自己是一片在过度耕作的土壤，我的心田是贫瘠的，我是在必须对熟悉的材料重新观察的个人创造危机时刻，选择了流落。”这个理由，让人想起去年最任性的一封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这一看，就是28年。

  《选择流落》

  就是选择诚实地活着

  张辛欣回来了，带着一本名为《选择流落》的书。顾名思义，这是一本与她的经历有关的书。而只要之前接触过那本著名的《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中国人的自述》，你应该会对这本书有所期待和信任。这些年国内非虚构写作强劲，溯本寻源，张辛欣可以说是非虚构写作的肇始者。

  《选择流落》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名为“悬崖写手”，写的是张辛欣28年流落生活有代表性的精神片段。张辛欣是一个精力充沛，同时也是集感性与理性为一身的人。在《随处默哀》一文中，张辛欣在哀悼和怀念刚刚去世的作家辛格的同时，也很感性地披露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和心境——“清洗着人家的厕所，不经意地瞟一眼地上，愣在那里倒过头来，再看一眼扔在地上的《纽约时报》，是他……犹太作家辛格去世了”。在《预习流落》中，为报纸《旧金山观察家》写专栏的张辛欣，被报社要求装扮成一位新移民到中国城去找工作——“我在定点的地上立即坐下来，从牛皮纸袋里掏出一个空冰激凌纸杯，就在把杯子放到要钱的纸面的那一刻，突然之间，我感觉到震动”。

  事实上，选择流落之后的张辛欣一度失去了生活的保障，遇到了各种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切问题：吃饭是问题，住处是问题，语言是问题，身份是问题，整个存在都是问题。但是问题是用来解决的，对于张辛欣来说，互联网给她带来了希望，给她带来了全新的创作动力：“突然的，我从孤独挣扎的创作深渊里拔出来了，像看电影一样站在内心深渊边缘向里看，就算你失去一切讨论的手段又怎么样，就算你剩了绝对一个人，你绝对不是最难的啊！想象力，到处的，永远的，在寻找各种各样的生存缝隙，没了任何人，那就自己吧，就像拍电影一样，换着角度，近观，远望，慢慢收拾自己这副材料！”

  第二部分“临时生涯”记录了张辛欣流落期间遭遇的诸多人和事，小镇上的农场主和走出小镇的党魁、国际间游荡的作家、以读书为职业的美国年轻人、将自己所模仿世界名画用一座博物馆阵列出来的美国热心土豪、前往2001年后的世贸大厦现场、和美国的汽车推销员的生意交往……所有的人和事都呈现出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热情和毫不留情的反思。

  玛瑞雅（节选）

  玛瑞雅是一个从哥伦比亚来的移民，有个男人，男人叫朱利欧。今年，八个月里，五次，玛瑞雅打“911”叫警察，在电话里求救说朱利欧打她，掐她，踢她。五次，朱利欧都被警察上手铐带走了，带走之后，玛瑞雅给我家打电话。来电话的时间几乎都是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等不到我叫律师斯蒂夫来听，玛瑞雅已经用破碎的英语在电话那边滔滔哭诉起来。每一次哭诉的内容都一样：朱利欧什么也没有干，没有打她，是警察先生撒谎，请把朱利欧从监狱里救出来吧。

  每一回朱利欧打过玛瑞雅，玛瑞雅便付斯蒂夫钱，赶紧把朱利欧弄出监狱。而打她的事，她的说法和警察的说法都成了180度的大对角。朱利欧第三次被抓的时候，警察对到法庭上按着《圣经》宣誓说实话的玛瑞雅说，朱力欧根本没打她的故事实在是烦了，下一次警察给马瑞雅被打的伤痕照了相。朱利欧第五次被抓的时候，玛瑞雅重复着照片记录的高高肿起的嘴唇和青紫的眼睛。这一回朱利欧在监狱呆了几天。这一回，他得等开庭审判了。

  等开庭的这几天，玛瑞雅天天打电话来。也许，觉得女人更理解女人，玛瑞雅哭着反复对我说，“我有朱利欧的孩子啊，一个人怎么养活孩子呢？请你丈夫尽快把朱利欧救出来，please please please。”

  昨天，审理朱利欧的时候，玛瑞雅坐在法庭角落里，握着大女儿的手，女儿是玛瑞雅前一个男人的，当法官、检察官、律师斯蒂夫，或者是朱力欧说什么的时候，女儿就握起小手，在她耳边一一翻译着。这是一副常见的移民画面，是一种颠倒的真相：在美国出生的下一代说完美的英文，于是养家糊口的成年人仰仗着孩子的英文，寄存于行政系统运作。我似乎能从那只当传声筒的手上，从那个女孩儿被小手遮挡着的脸上，看出孩子内心的恼怒和羞愧，而所有在传达的语言都不能帮助玛瑞雅。

  轮到玛瑞雅作证。证词平和，不带情绪。她说警察撒谎，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说朱力欧根本就没有碰她。然而，法官听过这个故事，听这个玛瑞雅说，也听无数挨打的女人说过。法官听得毫无表情，警察也没有表情。法庭的气氛，宁静到好像没挨打是更可怕的。“那么，你的眼睛怎么回事？”法官问。

  青紫着眼睛的玛瑞雅回答，“我自己在桌角上碰的。”她浮肿的嘴像是在微笑，像是想到一件无以言传的奇妙往事。

  法官看看手中的照片，看看朱力欧，看看玛瑞雅，我也看。朱力欧，二十出头，健壮。玛瑞雅三十多了，憔悴，绝望地爱着这个男人。或者说，他是她挣扎地活着的全部动力。

  法官看看朱利欧，宣布：“有罪。”法官宣判朱力欧在监狱里呆一个月。这样朱利欧会丢了在超级市场里装卸货物的活儿，这意味着玛瑞雅要打更多的工来支付家庭开销。

  听宣判的玛瑞雅没有任何表情，好像一切都消散了，力气用到尽头了。玛瑞雅对斯蒂夫尽的努力表示感激，递过来一百元钞票的额外报酬。

  “别发愁，”这是新移民最常用的词，听起来好像是她在安慰律师，“我很节省的，下个月我还会支付您的费用。”

  “还支付我什么？”斯蒂夫问。

  “当朱利欧出了狱，我们还需要您的帮助啊！”

  张辛欣回来了，带着一本名为《选择流落》的书。顾名思义，这是一本与她的经历有关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