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以他独有的性情、性格和精神气质为主体，或主动或被动地以接纳、排拒甚至挑战的方式与历史、社会和他人发生关联，并最终成就了那些伟大的作品。比如，阮籍之成为阮籍，杜甫之成为杜甫。而吕澎的这本《血缘的历史》是对当代杰出艺术家张晓刚所做的精神、艺术历程的个案书写。在这一点上，他的写作甚合我意。

  吕澎在后记中说，“对于那些试图了解大家庭系列的观众来说，他们希望了解为什么艺术家会在这个时候创作出这样一类让人能够感受到一个国家的历史的特殊样式？他们希望了解大家庭背后的精神世界与历史原因”。所以，他“试图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艺术史、个人经历等不同的角度描述这位艺术家以及他艺术实践的历史”。我相信，这是一种严肃而有意义的努力，尤其是当代艺术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仍然只是不断增加的市场数据，是一些以为可以抛开艺术家的精神探索而能被简单模仿的毫无技术含量的东西的时候，从个案的角度去探索一个艺术家在一个特殊时代的思想和精神历程尤显重要和必需。

  该书是一种力求客观而没有太多文学情感介入的写作。虽然写作者吕澎几十年来和张晓刚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但在本书的书写中吕澎尽量做到了“不在场”，或不带太多个人的参与性和亲历感。相反，他用更多的笔墨呈现了一种广泛、深入的社会和思想背景，展开了极其复杂而丰富的现实和历史空间，也暗含了一种奇特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展示了艺术家在一个特殊时代接纳、认识、抵抗并试图超越的挣扎和努力。

  本书所写的主人公张晓刚也是我所熟悉的一个人物，甚至在早些年，还是相当熟悉的一个人物，因为我当时正住在张晓刚走马街的家前面的易丹家里，走路也就几分钟时间。那个时代，大多数家庭都没有电话，也就自然没有电话提前预约的事情发生。通常的情况是，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吕澎两口子，或张晓刚两口子。当然，还有时候会是一群人，或单独一人，比如张晓刚突兀地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瓶劣质白酒，用他迷茫的眼神和慢吞吞的语调表达一种十足的礼貌；还有的时候，打开门，是张晓刚两口子，唐蕾手上高举一包东西，一如既往地快言快语，我们带来了云南火腿，今晚有下酒菜了！现在无法想象，没有电话的时代一群人怎么可能走动得如此频繁，但到底是怎样一种预约方式又实在想不起了，但一定是有某种预约吧，要不然一群人，也不晓得咋个就从这一家窜到了另一家，而且有时候人还越来越多，沙发上、凳子上坐不下了，就直接坐地下，喝酒、吃饭、听音乐、打扑克、看录像，折腾下来通常很晚才回家，有时候也就干脆睡在了别人的家里，打地铺也不是一回两回的事情。

  每次张晓刚从云南或重庆回到“腐朽的成都”（张晓刚总是把成都称为腐朽的成都），我们会发现他又把那个十分狭小的家狠狠折腾了一次，床和沙发搬过来又搬过去，一而再再而三，没完没了，让我们在一旁看的人都感觉精疲力尽，说你不嫌累嗦。这个时候，张晓刚就嘿嘿笑两声，显得相当有成就感。

  他们一群人十分迷恋音乐，常常一起出门买磁带。大家手里都没钱，就约好了互相不买重复的，然后互相交换，也就是互相翻录，封套也会拿出去复印，然后折叠好，整齐地放在翻录好的磁带盒子里。记得放得最多的音乐是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拉赫曼尼诺夫，还有勋伯格，屋里总会持续充斥着一种无端的悲壮和崇高气息，这个时候，其中一人就会突然冒出来说，来一段肤浅的吧。童安格、王杰、齐秦、苏芮之类的就来了。如果没记错的话，“肤浅”这个词最初是从张晓刚嘴里出来的，也是他说得最多，后来大家都用这个词来指代一种特定的、大众的、流行的东西，好像达到了短暂参与简单快乐的目的，也使自己对外部世界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清醒。

  后来，还有一些词汇，比如“焦虑”“得逞”“生效”“进入历史”“成功”“老哥萨克”等一些词汇也具有了某种特定的含义。

  大多时候，张晓刚的谦逊、自持和善解人意让他一直在群体中保持有谦谦君子的形象，而他极其强烈的忧郁、悲观气质又总是在各种场合暴露无遗。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忆起，无数个夜晚，酒后的饭桌前张晓刚痛苦的陈述和执拗的追问。

  作为一个女性阅读者，我是一定会欢迎书中出现更多日常生活的细节的。我相信，任何气质型的东西一定会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得到他人的感知和印证。在传记阅读中，我也从来更信任一种适度专业、理性、冷静的写作，这正是吕澎在写作中已经呈现给我们的。从个人阅读经验来说，这是一本让我一口气读完的书，也是甚合我阅读口味的一次阅读。这是吕澎游刃有余地把握历史和具体人物之间关系的结果，也是其多年深度介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视野和高度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他小心翼翼褪去个人主观色彩的一次努力。

  郭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