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敏刚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回来。在这个偏重版权交易的书展上，她和余华、苏童、叶兆言四位作家的八本书完成了土耳其一家出版社的版权签约。她的三本书分别是《六人晚餐》《墙上的父亲》《此情无法投递》。与她不断挑剔和警觉个人的写作方式一样，尽管自己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英德法日俄阿西等七八种文字，鲁敏依然会对这种签约的含金量做一番打量，“你会发现，在整个国际版权交易当中，一些外国出版商并不纯粹是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作家的作品，而是以一种类似于深度非虚构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的期待，有时未必是我们作家的写作追求。中国作家文学性的诉求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或许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同。”

  鲁敏总是在文学创作上表达着较劲与不安。这个从邮局小职员干起的鲁迅文学奖得主，这个即便新书出版也可能因为没有达到内心预期而直言“不开心”的作家，依然在写作道路上进行着“奋斗式”的愉悦探索。

  现代快报记者 郑晓蔚/文 施向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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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兼江苏省和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主妇多种身份的鲁敏，把家安在南京老城区迈皋桥，这里市井味浓郁。鲁敏喜欢早上坐地铁上班，晚上归途则坐公交。在这样的环境里，鲁敏构思着她小说里人物的喜怒哀乐。他们个个都像她刚来南京时一样行走在路上，“他们奋斗着、妥协着，有的得愿以偿，有的接纳各种失败。”

  1991年，来自盐城东台的鲁敏也像她笔下人物一样初到南京。那年她18岁，中专四年毕业后由于学的通信管理，被分配到新街口邮局。鲁敏从营业员做起，各个柜台都坐过，卖邮票、订报纸、发电报、汇款、寄包裹……琐碎工作并未让鲁敏文学的“野心”蒙尘。1993年，鲁敏在邮局坐柜台时碰到作家苏童来买邮票。“那时《大红灯笼高高挂》正红，我认出了他，同时心中长叹：除了阅读，这不会是我跟文学发生的唯一瓜葛吧？”17年之后，当鲁敏推出新书《此情无法投递》，苏童来给她撑场时，鲁敏还跟他提到了这一幕，后者茫然无邪地笑着。而就在刚刚过去的北京书展上，鲁敏拿到了这本《此情无法投递》的英译版。

  邮局工作后期，鲁敏开始和文字打交道。她先是转岗为“外宣干事”，与各路记者打得火热，每年发稿量都在450篇。用她话说“简直大跃进啊，经常有稿费呢，15块，25块，我拿个小本子记着，美不滋滋的。” 然后当上了行业报记者。她曾在文中自黑：“我喜欢五个W的新闻体，那种言简意赅的新闻八股腔，挺可爱！”再后来就是当上办公室秘书——替四任局长做过秘书，“为帮自己“入戏”，每次动笔前，我总会积极地假想我就是局长大人本人！用一种胸有河山、俯视全局的宏大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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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的一天，在鼓楼邮政大厦做了8年秘书的鲁敏把工作报告写完，站在17楼窗口往下看。她看到很多人在鼓楼广场走来走去。

  这触发了她的写作冲动，“看到下面那么多沉浮着的面孔，能有什么通道与这么多变幻莫测的生命进行最大程度的接触呢？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根绳子，让我更大范围地去想象去揣摩去虚构去截取不同的生活、去到达他人的内心呢？”

  “那个时候比较明确地决定要写小说。”那个下午，被鲁敏定义为“有决定性意义的下午”。她找到了她的那根绳子。

  那一年，鲁敏正好怀着孩子，空闲多了。她穿着防辐射服坐在电脑前写下了第一篇小说。后来，有人问她小说写了多少年，她说“就看我的小孩有多大”。第一本小说《寻找李麦》于是“出生”了。此后，诸种人物复杂多义的人生就不停地在鲁敏笔下鲜活地涌现。业余写作状态一直持续到2006年——她离开了邮局。她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从邮电学校读书到南京邮政局工作，这18年，我对社会生活有了较为充分、体己的感受，我破灭了各种梦，我养成了‘秘书般’的性格，我变得世故而冷静，但也非常不世故、非常不冷静地爱上了写小说，并决心一去不返。”

  鲁敏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九种忧伤》《小流放》等11部，长篇小说《六人晚餐》《百恼汇》《此情无法投递》等6部。鲁敏说：“我比较关注社会结构分层，对人和他人、人和自己的关系也特别感兴趣。我想从对个体命运、个体意识的追问里，抚摸到时代与城市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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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半职业写作者的鲁敏，如今把写作时间从深夜调至清晨。“有点精力不济，到了晚上创造力真的不够。”鲁敏最近在写一个长篇，每天早晨六七点起床空腹写作，“效果蛮好的。”午后，鲁敏会处理工作事务、有空看看书，晚上则一般用来处理不太费脑的事务——收发邮件、处理合同稿约、网上找书下单等。

  鲁敏承认自己活得“比较刻板”。“我有点算计我自己，就觉得我要把这个并不算很聪明的脑子充分运用好，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情，斤斤计较。比如，我喜欢走路时打电话处理事情，在地铁上读微信收藏，在做家务时听手机电台。不能说我不愉悦，但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享乐主义，而是事情完成后所拥有的愉快感受。”鲁敏自嘲这是需要战胜自我惰性之后的愉悦，是很自虐的愉悦。“虽然我也认同享乐可以成为人间的正义，但我依然觉得奋斗还是我的正义。我就觉得应该竭尽全力做一件事，这导致的结果就是生活质量不会很高。”鲁敏很抗拒社交活动，“我是个很怕出去吃饭的人。虽然饭局也会有收获，但总的来说，吃完饭回来后会觉得非常空虚，还不如去跑上一圈半圈或看一部没时间看的电影。”

  她正在奋斗一个“长篇”，为此六易其稿，将原来25万字残忍删减到了21万字，“不排除还有一遍，还会再删。这个过程很缓慢但很愉快。”她说。鲁敏也坦言，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并非写作的外部性事物，而是写作内部本身，“（写作）风格啊，突破啊，题材啊，眼界啊，我还有很多的写作计划——但我对写作理想的完成度，有着长期的焦虑感。”

  “为什么一个长篇会改六遍依然觉得不好，就是你对它原先设计或审美有个期望，但你在执行过程中总会有删减，实现度不够。我们所有写作者竭尽全力斗争的就是怎样提高这个完成度。在写作初期，觉得写个什么就很开心，但现在发表了或出版了也不多么开心，也许外界或读者觉得还好，但它不见得就是我要的那个。我隐约知道这辈子奋斗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我能把它做到什么程度，在心理上是一个比较重的维系。这是一种压迫感，但我觉得是一种比较良性的压迫感，这会让我保持一种警觉的弹性。”

  正如有评论所指出，“鲁敏是个不断改变不断超越自己的作家，相信她在未来会有更好更大的突破”。

  在写作初期，觉得写个什么就很开心，但现在发表了或出版了也不多么开心，它不见得就是我要的那个。

  我对自己的期许

  不是广泛而是深厚

  读品：如何看待时下流行的鸡汤文？

  鲁敏：我发现大部分人都对自己的身体很负责，但不太对自己的头脑负责。吃东西大家都很讲究，但看微信的时候又不那么讲究了，有点听之任之，就挑标题好的看。当然，我也尊重每个人的趣味，但我个人是很排斥稀汤一样的阅读时间和阅读方式的。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可能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要求积极向上和自我期许，这也是早期价值观导致的相对苛刻的要求。这未必是最好的。无所事事地虚度一个下午，也不见得有多么不好——当然我也不认为这是特别值得声张的事。这还是看个人选择，我的选择不是这样的。

  读品：写作时对读者会有多少关照？

  鲁敏：像我们写小说的，心里会有个理想读者的定位。咪蒙（记者之前聊到微信公众号的话题）的定位是十万加，但对我来说十万加还不如我目标中的一千个人。这一千个人和我在价值观上、世界观上是可以隐秘沟通和交流的，我觉得小说只要抵达这一千个人，就很满足。我讲什么他知道，我没讲什么他也知道。所以说，我是有读者设定的——但这是微妙的或者说是相对狭窄的读者设定。我不知道他是谁，我肯定是在为那部分人而写，他是对精神和灵魂有追求的。

  人各有所需，有些人很适合每日推出芬芳的鲜花，有的人可能做香精，三年才能熬一点点。写作者的能力、专擅和对自己的期许也大致如此。我对自己的期许不是广泛，而是深厚。我不希望读者看完就忘，第二天就有新的取代，我不希望是这种关系。

  读品：互联网碎片化阅读，对您的阅读和写作是否造成了打扰？

  鲁敏：我尽量克制看微信朋友圈，主要是当作通讯工具在使用。写作时，为避免打扰，我会人为设置一些障碍，比如我在二楼书房写东西，会把手机扔在一楼，这样我就利用我的惰性克服了外界的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