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华

  1

  1958年，我在南京上海路小学读一年级。

  从五条巷出来就是云南路，过了路口就是上海路。那时的上海路是一个大坡，比现在要高多了，很少有拉三轮的和骑自行车的能骑到坡顶，大多在半途停下来，再推上去。但从坡上下来，车就飞快，我曾亲眼看到一个可怜的同学被车撞倒。那年头孩子们上学放学都没有大人接送。

  小学在金银街，很简陋。进了大门就是一个不大的操场，操场的尽头有一台阶，两边有冬青和迎春花，上了台阶就是两排教室。教室的后面是一个土坡，有围墙但不高，外面就是一片高高低低的乱坟岗，我们经常爬过墙去，在坟头之间打闹和捉迷藏，有时还逮吃草的白鹅，将它们的翎毛拔下来做毽子上插鸡毛的管子。

  在除四害的岁月，“公鸡头”手里都有弹弓，女娃儿满世界敲着破脸盆，要消灭麻雀；学校还要求每人每天要交10只苍蝇。我家在挹华里的院子里，有公共厕所，里面撒有六六粉，药死了不少苍蝇，我每天就用火柴盒满满地装起一盒，还分给打不着苍蝇的小伟。学校还组织我们用竹竿去勾打树叶，嗮干了，搓成碎屑，说是可以喂猪。

  从一年级起，我们就分男女界限，用小刀在课桌上划上三八线。有时，我的同桌“王猴子”写字时“侵略”过来，我就毫不客气地用拳头敲她的胳膊，她常被我揍哭。

  一天，老师拿着名单念同学的名字，叫到名字的同学就可以发一块豆饼，“王猴子”分到一块，喜笑颜开。我则瞪着眼，恶狠狠地说：“带我伙一点儿！”

  看到我垂涎欲滴的样子，“王猴子”就把手里的豆饼分我一半。我问她为什么老师给她豆饼而不给我，她拉起裤腿，用大拇指使劲在小腿上一按就出现一个小坑，半天起不来，原来她是浮肿，只有浮肿的学生学校才发给豆饼。

  学校大门西边有一个院子，里面是平房，中间用竹子交叉成的篱笆与学校隔开。那一家有个四五岁的小男孩，长得很可爱，每天会扒着篱笆看我们上学，和我打招呼。我会到篱笆前和他说话，也把自己的糖果咬一半和他分享。

  秋冬季节，南京流行大脑炎。学校规定每天上学必须戴口罩，校门口有老师和高年级同学检查，没戴口罩的不让进校门。我和小伟经常进行互助，把口罩和带子分开来，我把白白的带子挂在脖子上，再塞进前襟里，而小伟则将没袋子口罩捏在手里高高地一扬，大摇大摆进了学校，第二天，我们就交换角色，反复运用，从未失手。

  有一天早上，我专门带了我爸爸从福建出差带回来的酒心巧克力糖，在篱笆前等那个男孩，隔着篱笆，只见院子里有一辆摩托车，旁边有个六菱形的铁皮箱子，铁盖子打开着。我正在琢磨那个箱子是干什么用的，门开了，一个戴着大口罩穿着灰制服的大人横抱着那孩子出来，他的一只胳膊垂着，他妈妈跟在后面擦着眼泪，看见我，就走过来说：弟弟得了大脑炎，昨天夜里死了。我眼睁睁看着那孩子被放在铁箱子里，盖上盖子，被摩托车载走了，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恐惧，从那以后，再也不敢和小伟共用一个口罩了。

  2

  我小时候也喜欢音乐，大约二年级时，听见送殡队伍里的马子民军乐队演奏的丧曲很好听，于是跟在后面一边听一边学唱，不知不觉到了雨花台，找不着回家路，吓得半死，后来被好心人送回家。三年级时，我很讨厌新来的音乐老师。有一次上音乐课，老师在黑板上挂上毛笔抄写的简谱和歌词的大白纸，我偷偷用弹弓来打歌页，不料打在老师的后脑勺上，老师愤怒地转过身，大声问谁干的。“王猴子”很快站起来揭发我。于是，我被老师赶出了教室。从那以后，我和音乐老师结下梁子。

  又有一次，上课的钟声响了，我在教室里唱：“工人叔叔打坏蛋……”音乐老师进来，问：“你鬼唱什么？”又是“王猴子”揭发：“他唱工人叔叔大坏蛋！”

  音乐老师二话不说就拖我到大队辅导员处，让我写检查。大队辅导员问：“为什么唱工人叔叔大坏蛋？”

  “我唱的是工人叔叔打坏蛋！”

  “你再唱一遍……”

  我唱完后，她问：“这是什么歌？”我拧着脖子：“我编的！”不料，她来了兴趣：“你编的？好！我看你挺有天分的，这里有小红花艺术团的招生表，星期天你去中山东路的市总工会去参加考试。”

  南京市总工会是一幢民国建筑，建于1933年至1934年间，是盐务署办公楼，共三层。解放后成为南京市总工会所在地。那天，是我妈带我去的，那时她在中山东路西祠堂巷的南京人民广播电台上班。她只送我去了一次。

  大楼里是水门汀地，有楼梯和扶手。各个学校都推荐了不少孩子，乱哄哄的，叫到名字的就上楼，在一间房间里进行考试。等轮到我，就唱了一支歌，主考官问了一下家里的情况。大概是知道我爸是前线话剧团的，很快录取通知书就发到了学校。

  入团有个仪式。我们一大群“幸运儿”去工人文化宫电影院看了小红花艺术团的汇报演出。老师鼓励我们，要不了两年，我们就可以和老团员一样上台演出了。听得我们这些新团员热血沸腾。接下来又放了一场电影，是个外国片，片名好像叫《天才》。我只记得一个情节，一个男孩，手里拿着一根棍，在高低不齐的铁栏杆上划拉出音阶，嘴里哼唱着……

  我被分配在小提琴组，活动地点在三元巷1号。从新街口往南，顺着中山南路走一站路就是三元巷。进了巷口不远，路南有一个两边有石鼓的门楼，进去两边是厢房，最后是三间上房，转过上房后面有个月亮门，穿过后门，还有一个大院子。提琴组就在前院的厢房活动。30年后，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班，一次在档案中无意发现三元巷的这个院子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以后，一度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前院是蒋介石办公处，后院是他和宋美龄下榻处。

  3

  我从一个姓熊的“指导”那里领到一把带盒子的小提琴，他教我们拿琴几个基本动作后，就带我们去认识五线谱，什么中升号、降号，看得我头晕眼花。熊教练约40岁左右，个子不太高，他对着谱子，一边拉，脚还打着拍子，嘴里唱着：少来来，烧来来、拉来来、烧来来、少来来……他让我们一个一个地模仿。我们十多个孩子每人拉一遍，也就夕阳西下了。

  我成为“小红花”一员后，兴奋不已，提着琴到学校，在音乐老师面前来回走了几趟，以示得意。

  每周四下午3点到5点，是艺术团活动时间。我从学校出来，沿上海路到五台山，再到汉中路、新街口转到中山南路三元巷。回家时如果坐公共汽车到大方巷，经新街口、长江路、珠江路、鼓楼、大方巷，也要五站路，再经五条巷回挹华里。如果坐汽车，只需5分钱，但那时家庭不富裕，9岁的我基本上来回步行，于是视这段来回近两小时的路为畏途。

  每次去活动，熊指导都是让我们反复练习：拉来拉去，总是：少来来，烧来来、拉来来、烧来来、少来来……极其枯燥无聊。拉了快两个多月的琴，连“东方红”都不会。

  南京在11月中下旬开始进入冬季，天黑得很早，每次等练习结束，我孤零零地提着琴，在昏黄的路灯照明下，踽踽独行。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出了三元巷口不远，在中山南路上有民国时期著名的中国殡仪馆，解放后依然是殡仪馆。经常能看见运送死人的殡仪车和哭哭啼啼的家属、亲友进进出出。白天经过时还不觉得，天黑以后，大门前的灯火通明，而勾头往里一看，黑黢黢的阴森森的，令我后脊梁发紧。我总是慢慢蹭到殡仪馆大门的一边，等有大人路过时，一起过去，而当时那一带，尤其是冬天，行人稀少，偶尔也有卖馄饨的挑子，在摇曳的微弱的电石灯中等待顾客。遇到没人时，我只得到了离殡仪馆不远处停下脚步，然后铆足劲，拼了命一般穿过去。扑通扑通的小心脏狂跳着，要走过新街口后才得到平复。

  那年放寒假了，南京城下起纷纷扬扬的大雪，雪后，我还要提着琴从家出来，一步一滑地从五条巷向三元巷方向前进。等走到三元巷，浑身是汗，没拉半小时，身上又凉下来，手指、脚趾也麻木了，苦不堪言。我多次和我妈说我不要学琴了，可她就是不同意。有时找借口不想去，也没少挨鸡毛掸子。

  四年级到了，我从上海路小学转到了山西路小学，位于西流湾公园对面的人和街口。离军人俱乐部和五条巷近得多。山小也是篱笆墙，但临街是个三层楼，操场在后面，比上海路小学气派多了。那时学校突然兴起跳集体舞，每周四下午，同学们都在操场上自由自在地跳集体舞，或者去西流湾公园玩耍。我却为了“工人叔叔打坏蛋”要到三元巷去学琴，活受罪，实在觉得不合算。

  一天夜里，冷冷的月光照进窗户，桌上的小提琴突然都崩断了，我吓哭了……当被妈妈摇醒时，才发现原来是场噩梦。

  第二天下午，我又提着小提琴去了中山南路三元巷的活动室，把小提琴还给了熊指导，告别了小红花艺术团。那天回来，还是那么远的路，我却觉得走得格外轻松……

  我家在挹华里的院子里，有公共厕所，里面撒有六六粉，药死了不少苍蝇，我每天就用火柴盒满满地装起一盒，还分给打不着苍蝇的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