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

  证明事项的减少，对社会活力的释放、对依法治理的推进、对政府工作的促动都是巨大的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

  国家12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并就这一意见的贯彻执行印发通知，要求对证明事项全面清理，推进部门信息共享，简化工作流程。

  减少证明，要以“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面目出现，表明公安派出所成了出具证明的枢纽。不是公安派出所想出具那么多证明，而是各种证明都落到公安派出所的头上。其他政府部门要求的证明事项，都要在公安派出所落实，是其他部门给公安派出所派活。

  当然，公安派出所承担了那么多“本职”之外的出具证明的活儿，似乎也难以抱屈。从各种证明都落到公安派出所的头上可以看到，一直以来，社会管理是建立在公安部门的基础之上，公安机关被认为掌握了所有人的历史记录和“安全资质”，而社会各项治理以及每个人所获得的公共服务，都在这些记录和资质的基础上展开。由此，公安机关事实上就成了政府中最大的“大部”，就像从前计划委员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小政府”的性质一样，公安机关在公民和社会管理中具有同样的性质。

  这就是为什么减少证明要以“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的名目出现。它表明了证明的现状，就是公安派出所承担诸多证明职能，也表明了改进的方向，就是让群众不再反复证明那些已经证明了的事项，同时，让公安派出所回到治安体系本身。

  这种改变的背后，有社会治理大思维的转变。一个转变是，不再将个人首先视为治安机关管理的对象，不再将任何公共服务的获得都以治安机关的认可为前提。第二个转变是，各个部门都必须负责于自己依法设立的职能，既不能于法无据地作为，也不能将自己需要做的事情派给公安派出所去做。第三个转变是，政府是统一的整体，部门间应当结束各自分割、互为卡口的状态，而应当履行职能，担当责任，共享信息，协调行动。第四个转变是，每个人应当在法律范围内管理自己的信用，获得“守法公民推定”之下的对待，同时承担自己行为的法律责任。

  因此，证明事项的减少，不能仅仅视为一种事务性的改革，而应看到在它后面的社会治理思维的变化，它对社会活力的释放、对依法治理的推进、对政府工作的促动都是巨大的。

  换言之，证明事项多，不只是工作作风问题、管理技术问题、越权作为问题，更加决定性的其实是社会治理模式。历史地看，形成处处都要证明、事事要反复证明的状态，不是完全不可理喻的。战争年代人们出门还要打个路条才能被放行，后来户籍成为一切管理的第一凭据，都是有历史原因的。现在，历史条件已发生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治理模式当然也需要有根本性的改变。

  通知强调，“今后，凡再次出现擅自要求群众开具不合理证明导致群众办事难的，上级主管部门要及时予以纠正并追究责任”。权力有自我扩张的天然倾向，需要警惕。若说从前不合理证明尚可归结于“管理从严”，在依法治理条件下，不合理证明就只能叫“刁难”。社会治理上计划体制的传统尾巴肯定还会表现出来，但刁难行为必须要追究，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希望约束权力，使其非法则不得行，手段要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