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不仅受到中国古人的极度推崇，而且也引起当代中国人的高度重视。这里例举三位人物。一位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在创立中华民国时，选择中山装为国服，前身有四个口袋，其寓意即是礼义廉耻。由此亦足可见证孙中山对“四维”的重视程度。这也可看作是欲通过形而下者之器来体现形而上者之道的一种成功尝试。第二位是毛泽东。他与人在谈论《资治通鉴》时曾指出过该书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论，还说清朝雍正皇帝非常赞赏这一思想，并据此得出了治国就是治吏的结论。当然，毛泽东也是肯定这一思想的，并认为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从毛泽东这一态度中可以发现，他重点还是从“廉耻”，尤其是从“耻”德上来肯定“四维”对治国治人，特别是治理官员的基础性作用的。因为“耻”的本义就是对不应该、不正当的言行所做出的否定性态度和情感，即对错误言行的一种羞耻和厌恶之情。具体说来，当一个国，一个人无礼了，无义了，无廉了，你要知道这是一种非常不应该和不正当的行为，从而对此深感羞愧和厌恶。如此你才有可能重新振作，重塑“礼法”，重行“正义”，重倡“廉洁”。这同样是在证明，“耻”之一德是维系一国天下之安危的最后一道屏障和护栏，万万断绝不得，否则就无法有挽救之法矣。第三位是王岐山。他说：“中华传统文化是伦理文化、责任文化，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天经地义。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人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就是中华文明的DNA，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骨髓里。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人敢挑战这八个字。家国情怀和修齐治平、崇德重礼的德治思想，把社会教化同国家治理结合起来。”王岐山这里提到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正是为中国传统社会所尊奉的道德准则，即是古人称作的“四维八德”。这里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王岐山是将“四维八德”直接称之为“中华文明的DNA”。这是将“四维”视作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并认为是连结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薪火相传的文明之光。

  如果我们能确证“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和精华，那么，这种精华的传统文化自然能够成为滋养和培植社会主义核心的土壤和养分。有关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的历史的关联性，从理论上是无需多论的，因为这已经是一种真理性的认知。我们的任务应该是找到“四维”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的关联性，从而能够同时认识到传统与现代两端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并最终建立起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国家层面的“文明”这一德目，那当与“四维”就发生了最为直接紧密的联系。道理十分清楚，礼义廉耻正是维系国家这座大厦的钢索。一个文明国家的建设，断断少不了对礼义廉耻的伸张。

  以上是从总体意义上认知“四维”与社会主义的“文明”建设的内在关联性的。而再要对“四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条目进行比较研究的话，亦是有意义的。所谓的“礼”，就其作为维护秩序的礼节、规范和规矩来说，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要求人们懂得不要逾越礼节，不要违反规范，不要破坏规矩。“礼不逾节”，此之谓也。因此说，此“礼”完全可以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用来滋养社会主义的法治思想。具体说来，是要适应着现代社会文明的需要，与民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剔除存在于封建社会中“礼”的等级不平等的消极因素，从而构建起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以及符合人性地对待的社会主义特色的法治观。“义”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在不同的道德体系中亦有着特殊的规定性。就“四维”之“义”来说，它所要彰显的是公正无私的行为、原则。也就是让人懂得不要只顾自身的利益而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一味贸然妄自求进，从而违反乃至破坏公正公平的原则。“义不自进”，此之谓也。可见，义即是公。此德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等公正”之理念相合也。平等公正所要伸张的正是超越某些个人利益和自私之心以求大众之利益的精神。由此可见，四维之“义”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等公正”理念有了相对更直接的关联性。一句话，只求自进而不顾他者的行为都是有违平等和公正原则的。此点亦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虽然“廉耻”二维无法找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德目相对应的关系，但是，“廉”德所要彰显的“清廉”“廉洁”“廉正”“廉明”“廉白”“廉公”“廉忠”“廉俭”“廉让”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和谐”“法治”“敬业”“友善”等思想存在着理论上的共通性。至于“耻”德，那更应该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有德目的基础性理念。也就是说，以违反诸德为“耻”，从而起到真正保护所有价值观的贯彻落实的护栏功能，并最终实现维系国家和天下安危的纲维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