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自身生存其间的无垠世界完美呈现于一览无余的图纸之上，是人类数千年来的长久夙愿。

  归根结底，地图是投影的制图学。投影是运用一套几何学原理，把三维物体画到二维平面上的技艺。然而，对地球世界的感知以及用来表现它的绘图方法，从希腊的圆形到中国的方形，再到启蒙运动时代的三角形，差异极大。

  英国地图专家、著名BBC纪录片《地图：权力、掠夺与占有》的主讲人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教授在《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一书中向我们揭示了：

  没有一幅地图已经或者能够确定而直接地描绘它的主题，将地球完整地绘制在平面上。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一个地理学和数学难题

  所有的投影法都面临着一个长久的地理学和数学难题：如何将整个地球缩小成单幅的平面图像？当科学证明地球是圆球体后，问题更加棘手：怎么可能将球体精确地投影到平面上？

  早在近200年前，德国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在关于投影法的研究著作中就已经给出了结论性的回答：不可能。高斯证明，曲面的球体和平面是不等量的，换言之，永远不可能用固定的比例尺将地球绘制到平面的地图上，除非扭曲形状或角度。直到如今，这个问题依然是公开的秘密，世界地图和地图集无不承认的这一点，却被埋藏在建构地图的各种技术细节中。

  地图既是一件物品，也是一份图像档案，兼具文字与图像：没有文字就无法理解地图，没有图像元素的地图也不过是一份地名列表而已。然而，图像与几何学远远不是，也从来都不是地图真正的“阿喀琉斯之踵”。

  英文中的“map”来源于拉丁文中的“mappa”，它的衍生词汇渗入几乎所有现代欧洲语言中，产生过不下300种含义。但如今，地图学家则普遍认为“地图是一种图像表达，帮助人们以空间方式理解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状况、过程或事件”。狭隘的几何学定义被彻底舍弃。

  “世界”是一个人造的、社会性的概念，世界并不仅仅是指称地图上的整个物理空间，而是代表着一系列组成文化或个人“世界观”的想法和信念总和。而对历史上的众多文化而言，地图一直是表达他们世界观的最完美工具。

  所有的地图就其本质意义上，都是制图者自身理念与信仰的产物。制图者和使用者持续不断进行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也不断随之发生改变。面对赞助者、消费者和产生地图的世界本身，相互竞争的利益错综复杂，世界地图永远处于一个不间断的生成过程之中。

  地图会通过类比来操控：地图上表示道路的符号与道路本身毫无相似之处，但看地图的人们却会渐渐接受这个符号就像一条路。地图不是在模仿世界，而是发展出约定俗成的符号标记，让我们渐渐习惯于接受这些符号就代表了其所展现的事物，而事实上它们根本无法再现。只有一种地图能够完全再现其所描绘的疆土，那便是纯属多余的一比一比例尺的地图。

  一幅关于地图的地图

  地图从不是单纯地反映世界，更是对世界的一份建议。于是，杰里·布罗顿以他令人惊叹的博学，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关于地图的地图。在这张类似黄道十二宫的“地图”中，读者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从任何一处路标进入。它们首尾相接，在地球上空11000公里处拍摄的谷歌地球与2500年前的巴比伦世界地图相比，除了更为精确的投影方法与它们背后全然不同的精彩故事有所不同，实质上都是人类对于理解世界与自身的尝试，只是维系着不同的历史与文化，正如巴比伦世界地图绝非起点一样，直接导致亚马逊原始部落受到了毁灭性打击的谷歌地图，也绝不是终点。

  在这张“地图的地图”的任何一片区域里，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羊肠小径，充斥着琳琅满目的金银宝玉，美不胜收。通过解读这些地图背后的观念和动机，制图师所处时代的整个风尚与精神变得如此清晰明了。科学、交流、信仰、帝国、发现、全球主义、宽容、金钱、国家、地缘政治、平等与信息，世界史几乎所有至关紧要的主题就这样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我们不能不依靠地图来了解世界，却又无法用地图完美地再现世界。地图所维系的，除了几何学的发展与人类对真理、艺术、公正的追求，更有政治、权力、财富、欲望的投射。

  历史学之追求，或曰最高理想，即在于透过文献、文物与图像材料，看懂隐藏在它们背后的人的思想世界与行为模式，此亦现代考古学、历史学与中国传统经史考据、名物研究的最大区别之所在。杰里·布罗顿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的名著，天才般地完成了史学这一天命。姚大力先生曾讲过，“一个写不出高水平的大众史学作品的知识生产群体，竟然能一批接一批地产出被纷纷自诩为高水平的专业化学术著述，这种现象本身就是极应该加以怀疑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BBC纪录片《地图：权利、掠夺与占有》的主讲人，作者又非常懂得如何把错综复杂的专业学术著述写得就像BBC纪录片一样好看。

  杰里·布罗顿带给我们的，是双地图之眼，恰如地图带给我们的，是双历史之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