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小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整体爆发，应该感谢一个人——博尔赫斯，这个看上去腼腆与古典兼而有之的阿根廷人，是小说这个文体名副其实的解放者。

  中国的先锋作家们也该感谢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博尔赫斯是他们的老师。他的诗歌和小说，都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他是文青们最青睐的符号之一。

  《博尔赫斯大传》，是个有600页篇幅的庞然大物，在这本独特的传记中，阿根廷的历史与现实、博尔赫斯的生活与经历，以及他的作品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读者可以在了解博尔赫斯这个人的同时，了解他那些迷宫一样引人入胜的作品的来龙去脉。

  博尔赫斯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这本书要做的是，把一位伟大的作家还原为一个和我们一样悲喜交加的人。

  现代快报记者 倪宁宁

  剑与刀

  爱情

  暗合文学的继承与反抗

  威廉·福克纳的曾祖父在南北战争时期是一位上校，这段历史曾经让他很是自豪。和福克纳一样，博尔赫斯家族也是有来头的。他的祖父也是一位上校，在平定叛乱的战争中身亡；他的外曾祖父则更是一位传奇人物，二十四岁时便率领骑兵部队获得南美独立战争的关键性战役——胡宁大战的胜利。但是到了博尔赫斯出生的时候，荣誉已经褪色了——他的父亲不过是一位无所事事的律师，母亲则是一位家庭妇女。

  不过，即便是褪色了，影响还在。博尔赫斯的母亲总是对昔日的荣光念念不忘，她曾经开玩笑地对博尔赫斯的妹妹说：“难道你不觉得出生在郊区很丢人吗？你是个十足的郊区人，乡巴佬！”说者有意，听者也有心。博尔赫斯可以感受和体会到母亲对自己的一种期待，能够感受到祖先的荣誉之剑始终悬在头顶，“我知道我是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士兵了，我很早就对自己只能作为一个书生而不能成为一个有勇有谋的人觉得羞耻。”

  因为早产，博尔赫斯从小就体弱多病，视力尤其弱，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无法光耀门庭，但因为父亲喜欢文学的缘故，他很小就生活在父亲给他营造的“图书馆”里——一千多本藏书，让他目不暇接。他四岁时就能独立看书了。不仅如此，家人还会给他讲故事，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故事。

  有一个细节，让博尔赫斯有了抵御母亲压力的勇气。十一岁时，博尔赫斯第一次被送进郊区的小学，从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针对他的欺凌也随之而来。“我的眼睛不好，我很瘦弱，通常被打败。”于是博尔赫斯向父亲求助。父亲送给他一把刀子说：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男人。

  这把刀，应该是一个象征，如果说剑是对祖先荣誉的继承，那么刀就应该是在现实中的一种反抗态度。而这种剑与刀的矛盾，体现在博尔赫斯身上，就是他日后对文学的继承与反抗。

  爱情

  是写作动力，也是救赎

  家族虽然已经衰败，但是底子还在，博尔赫斯的父亲多次带领家人前往欧洲旅行、长住。1914年，当他们全家抵达瑞士时，博尔赫斯已经15岁了。

  当时正逢激烈的艺术革命，文学也不例外，革命的中心自然是欧洲。本来就喜欢文学，而且读书无数的博尔赫斯，很自然就受到了影响，在瑞士，在西班牙，在意大利，他和与自己一样有变革热情的年轻人打成一片，成为各个先锋文学小组的成员。

  博尔赫斯19岁生日那天，父亲决定帮助他完成一个成人仪式。这是阿根廷的一个传统：父亲或叔叔得为家中未成年的男性成员安排一次与妓女的幽会。而这一次性经历并不成功。在一首他三十年后写的诗中，他把这次经历描绘成在欧洲一个充满铜臭味的卧室里的遭遇，言语中充满了自责和羞愧。羞愧是有道理的，因为此时博尔赫斯已经爱上了一个日内瓦女孩，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1921年，离开7年后，博尔赫斯一家回到了阿根廷。作为一个刚刚从欧洲回来的先锋艺术家，博尔赫斯迅速地融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文学圈子，办杂志，写文章，鼓吹文学革命。他遇见了写诗的表妹诺拉·厄朗，以及她最好的朋友康赛普西昂，不久，他爱上了这个从西班牙移民过来的十六岁姑娘。他发现爱情让他重新燃起了对诗歌的兴趣。他疯狂地写诗，把写诗当成一种救赎，并决定把诗编成一个记录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的集子——《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博尔赫斯与康赛普西昂的爱与日俱增，但是很快被母亲发现，活在昔日荣光里的母亲坚决反对这桩婚事。为了阻止他们，她做主决定全家再次前往欧洲。

  1924年7月，博尔赫斯回到阿根廷，一年时间，爱情已经变淡。博尔赫斯再次一头扎进文学圈，这回他爱上了诺拉·厄朗，穷追猛打，但是事与愿违，诺拉不仅拒绝了他，而且投入了文学对手的怀抱。他投入得越多（不惜失去自尊），诺拉拒绝得越彻底。后果就是：博尔赫斯从此不再写诗。

  爱情没了，诗没了，还有小说。与他的诗相比，他的小说更有价值。

  小说

  迷宫比现实更真实

  博尔赫斯最迷人的作品是他的小说，迷宫一样的小说，让人眼花缭乱，防不胜防。

  停止写诗后，博尔赫斯写了很多有关小说创作的理论文章，探讨了小说的种种可能。他曾经评论过一本德文故事集，他说，这些故事吸引他的地方是“超自然的因素和日常生活缠绕在一起”的方式，在幻想和现实之间没有任何界限，“天使和树一样存在着”。

  阿根廷著名作家这样评价博尔赫斯：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文体，一种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的文体。这些作品充分展现了他才思泉涌，全无柔弱之气，丝毫不受个人因素、情感，或痛苦所影响。

  《小径分岔的花园》是博尔赫斯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它以侦探小说为外衣，写的是一篇关于时间的故事。它应该影响了世界上好几代先锋作家的思路和眼界，但是在当时的阿根廷文坛，它的遭遇却是悲凉的。

  1941年，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正式出版，该书参加了三年一度的国家文学奖的评比，但是没能入围前三名。评委们根本不知如何定位博尔赫斯超乎常理的“散文-小说”。评审团认为，这本书遵循了“当代英语文学一些偏离常规的趋势”，是一部“异域的颓废之作”，这样的作品是不适宜向阿根廷读者推荐的。

  经典大都是被忽略和压制的。但是经典就是经典，事实证明，这样的作品不仅适合阿根廷读者，而且适合中国读者一读再读。

  这样的作品还有《刀疤》《艾玛·宗兹》《代表大会》……

  政治

  左右摇摆致无缘诺奖

  读博尔赫斯，有的读者会以为，他是一个书斋中的作家，一个靠幻想和经验写作的人，对现实和政治不会太关心。而实际上恰恰相反。

  博尔赫斯在年轻的时候，在瑞士读书时，就疯狂地迷恋社会变革，对社会主义很感兴趣，向往苏联，很少有人知道他甚至写过《红色的旋律》这样的作品。或许是出于对家族精神的继承，他曾经帮助激进党赢得过大选，也曾经毕生与庇隆政府为敌，“在我的每一场讲座中我都要抨击政府”。

  1946年，庇隆当选为阿根廷总统后，他立即开始清除公共部门中一些公开发对他的人。博尔赫斯对此心里已经有了准备，他知道自己有可能丢掉工作，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他没有收到米高·凯恩图书馆免职的通知，而是被调到了另外一个部门——养蜂署任稽查员。针对这一侮辱性决定，博尔赫斯第二天便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在阿根廷作家协会为此举办的晚宴上，博尔赫斯猛烈地抨击了庇隆政府。他甚至不惜与支持庇隆的情人埃斯特拉·坎托分了手。

  博尔赫斯在政治上过于天真，甚至左右摇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曾支持过阿根廷的军政府，从智利的独裁者皮诺切特手中接受过奖章。而正因为如此，他与诺贝尔文学奖渐行渐远，即便他被公认为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