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院的楼是白崇禧公馆。当年李宗仁到南京竞选副总统时，白崇禧将此处让给李宗仁居住。

  □王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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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的夏天，我的父母随着三野后政文工团来到了古城南京。听父母说，开始他们住在鸡鹅巷53号戴公祠。戴公祠就是军统最初发家的地方，原来是胡宗南第一师驻京办事处。1931年，戴笠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连个像样的办公地点都没有，用一句南京话来形容叫：不成猴子耳朵。他的拜把子兄弟胡宗南就把鸡鹅巷的一处房产让给戴笠，这是一处两进的院落，前面给戴笠联络组办公兼住，晚上这些人就打地铺，横七竖八地睡在上面。后院是戴笠家属的住处。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摔死以后，这里就成为纪念戴笠的戴公祠。解放军进城后，后政文工团就号了这里的房子。听我妈说，他们进来后，厅堂里还供着戴笠的大照片和蒋介石题写的挽联，被他们当垃圾随手扔了出去。

  文工团男女团员十几个人都睡在一间大屋里面，也是打地铺，中间有两条白单子拉着。

  一年后稳定下来，结过婚的人可以搬出来住。爸妈分配在城佐营居住，两年后就有了我。当时文工团分成若干小分队要下部队慰问演出，我在半岁时就进了保育院。

  1953年，后政文工团解散，我爸妈又分配到华东军区解放军剧院工作。我们家搬到华东军区教练场即今天的体工队所在地，那时明故宫东西两边还没有开路，规模比现在大得多，里面有一排排的上面是半圆形铁皮顶的简易房子，据说是日本人建造的马房，被称作“铁皮房”。经过改造，中间是个长长的过道，两边隔成一家一户的小间。窗子极矮，只有一米多高，大人一迈腿就可以进出。那年夏天，我二弟刚出生，满身满头都是脓头毒痱子，像癞蛤蟆一样。

  出了教练场，往右就是我后来的工作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宫殿建筑，当时叫“西宫”，左手出来远远的还有相同的建筑即“东宫”，即后来的南京军区档案馆。

  马路对面就是明故宫机场。在教练场就能看到飞机的起落，三岁的我在大院里玩耍时，只要听见飞机引擎巨大的轰鸣声，便吓得双手抱头，哭着喊着往家跑，躲在被子里不出来。

  2

  1955年，解放军剧院变成了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从教练场搬到大方巷14号大院，我们家也搬到五条巷6号，大人们管这里叫“六号门”。红洋瓦小楼房，三楼有老虎窗，一家一间房，后来去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张帆家孩子多，住了两间。整个院子其实就是一大家子，发小们你家我家随便窜，就跟自己家一样。有次，有卢家的“公鸡头”打坏白家的玻璃杯，怕挨打，便玩失踪，满楼的大人孩子都出去找，就是找不着。半夜，三楼白叔叔的床底下传来一阵阵细细的鼾声，弯腰一看，熊孩子在那里睡得正香。

  大方巷14号位于五条巷口，前线三个团都在一个南北走向的长长的三层大楼里。南头是话剧团，中部是歌舞团，最北头是歌剧团，话剧团大楼外有一个边门，出去就是军人俱乐部电影院。歌剧团楼外就是军人俱乐部的露天电影院所在地。歌舞团的小学员经常就在俱乐部的草坪上下腰抬腿，我就看过后来差点嫁给了林立果的张宁在那里练功。

  只要到晚上，话剧团传达室门口就围着一群“野孩子”，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自由出入，还有的跟着我们往里混，但总被传达室老倪伯伯提溜出来。

  军人俱乐部在民国时期是国民政府立法院所在地，大门开在中山北路上。解放后成为军人俱乐部，那里是军人和三团孩子们的天堂，里面有展览室、小卖部、照相馆、室内球场、网球场、游泳池、溜冰场、露天剧场和室内电影院。大门口有士兵站岗，市民是进不去的。夏夜，我们最大的乐趣是去露天剧场混电影，白天去捡撕了半拉的票根，每个发小手上都有五颜六色的一沓子票根，下午放学便去票房看售票员卖什么颜色的票，向发小们发布信息，于是大伙不约而同各自找相同颜色的票根出来。月上柳梢头，我们就去露天电影院，捏着半截票往里混，大多时间都能混进去，但也有失手的，一旦被查出，票根一扔便撒丫子逃遁在夜色之中。

  有时我们实在找不到相同的颜色的票根，就找“原矮子”画票。他爸文彬叔叔是舞美大师，“原矮子”比我小几岁，造假技术一等，几乎可以乱真。有次南京军区和江苏公安球赛，“原矮子”画了几张票，不料，我爸从我手里要了一张。等他进室内球场时，一名负责验票的小战士发现了问题，但目送“首长”的背影却不敢拦下。

  1959年，我戴上红领巾时，作为奖励，我爸就带我去看露天电影。我故意高高地扬着票，售票的特意掰开我的手，一看是完整的一张，时间也对，于是悻悻地挥挥手，我得意洋洋地摆摆手。

  电影院也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电影院不比露天剧场，把守很严。于是我们另辟蹊径，用木头和竹子削刻成边门的“钥匙”，一般是开演后三五分钟，几个发小混进去，各自找个犄角旮旯，美美地看到终场。也有胆儿肥的时候，一下子进去了三十多个孩子，搞得台阶上坐满了。有时突然全场灯光大亮，原来是内部片少儿不宜，于是我们被统统清扫出来。几十年后，军人俱乐部的功能变了，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图书卖场。

  3

  我家从六号门搬出后，又到了挹华里15号。搬家时，我爸妈抱着被褥和衣物，我和二弟用竹竿抬着一大团刨花卷，是用来生炉子的。那时的小巷里，路都是大小不等的石头铺成，高低不平，两边是一窄溜的土路，只要不下雨，我们都沿着土路走，这样鞋子不至于磨损太快，以免前头出生姜（指脚趾头露在外面），后面露鸭蛋（指脚后跟露出来）。

  挹华里15号也是一个两进院子，各有厢房、客厅和卧室，后院东头绕过房子有一个两间的公共厕所，共两个院子二十多户人家共用。院墙的旁边紧挨着一棵桑树，长桑叶和桑椹，当时我是个小霸王，将那棵桑树据为己有，养了许多蚕，有吃不完的桑叶。有别的孩子来采桑叶，我就爬在树上，吓唬前来摘桑叶的小孩。有次下着雨，

  我的同桌“王猴子”趁机来偷桑叶，我发觉后还用雨伞打哭了她。后来她爸上门理论，把我吓得不轻，我被家长罚跪，饿了一顿饭。

  顺着我的桑树还能爬到一丈多高的墙上，沿着墙再爬到房顶上。房顶两边各有一个方形的烟囱，和房内的壁炉相通。当时时髦的玩意儿是矿石收音机，星期天便走到新街口邮局后面的摊贩市场，花上两块钱去买个矿石收音机，外带耳机。回家后便爬上房顶，在烟囱上绑上竹竿，绕上铜丝做天线，再传到窗户里。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从矿石收音机里传来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时，兴奋得差点没晕过去。第二十六届兵乓球锦标赛张燮林大战西德削球手绍勒尔的那场比赛，我戴着耳机，从半夜一直听到早晨。我妈警告过我：爬房子早晚要出事。

  不幸言中，有次我在绑天线时，压在旁边的两块青砖突然滑落下去，墙外是一条小路，墙下是对面一户人家的烧树枝叶的土灶，灶旁蹲着个六七岁的女孩在烧锅，那两块砖正砸在大铁锅盖上，锅里的水四溅，女孩吓得哇哇大哭，人家大人出来了，我们院子人也出来了，我吓得躲在烟囱后瑟瑟发抖。当人们发现是我在房上时，叫来我妈，立即命令我下来，除了向人家赔礼道歉、赔人家铁锅外，少不得吃一顿“毛竹竿下面”（被鸡毛掸子猛抽一顿）。

  我家住在后院西头两间地板房子里，中间是客厅，其实是两家人合用的厨房，有小铁皮烧煤球的炉子，也有三屉桌，上面放着碗橱、砧板、刀铲、油瓶等物件。我们家后面是一个小院子，可以停一辆小汽车，其实真正的大门在这里。这座院落原来是个官宦人家，几年后我们搬走，后来搬来的人家在清理墙下的一处小土堆时，发现里面埋着各种国民党勋章、奖状、中正剑等物件，都上交了。

  4

  大约在1965年，我家又搬到大方巷到江苏路口的56号居住。这里也是两幢楼的大院，前一座楼是原国民政府苏联大使馆所在地。有一次，我三弟和几个孩子在三楼一间的墙壁缝里抠出一个圆形的刻着俄文的黄铜印章。

  后院的楼是白崇禧公馆。当年李宗仁到南京竞选副总统时，白崇禧将此处让给李宗仁居住。等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国民政府就代其另择傅厚岗一处花园洋房做官邸。

  1949年这里是前后两个院子，中间有围墙隔开，解放后被作为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幼儿园，将围墙拆了，成为一个大院。后来幼儿园迁走了，成为话剧团家属院。当时的话剧精英都住在这个院子里，在《柳堡的故事》出名的二妹子、《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春妮扮演者陶玉玲就住在后院二楼，还有《柳堡》中的“副班长”扮演者、《霓虹灯》中童阿男扮演者廖有梁，老班长扮演者刘洪生、赵大大扮演者袁岳、童妈妈扮演者吴斌等都住在前院。

  我家住在两个院子中间的两间平房中。原来是白公馆的警卫室。门前有玲珑剔透的假山石和紫藤。那时候我三弟看了电影《地道战》，带着一群红小兵在门前“挖地道”从假山的洞中掏出了一把左轮手枪，已经锈蚀得不成样子了。

  1968年秋，南京掀起上山下乡高潮，17岁的我去苏北插队，不久，二弟去了东辛农场；次年爸妈带着三弟去了合肥的军区五七干校。从此离开了南京的民国老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