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赞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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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幼年时随祖父母和父母定居辽宁省安东县（今丹东市）。“九·一八”事变前后，家难与国难接踵而至。祖母与父亲先后亡故，祖父与外祖父又受到敌伪的持续迫害。因此，我在四岁以前没有受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只是在读过女子初级师范的母亲指点下识字和写字，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和《唐诗三百首》。当时，祖父不准我和堂兄去伪满小学读书，因为在学校每天都要向康德皇帝（溥仪）的像行礼，还要接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母亲就到舅父家中找来上海开明书店竖版的一二年级小学课本教我，并让我看插图本《爱丽丝漫游记》和《鲁滨逊漂流记》，讲《安徒生童话》等儿童读物。所以，当时我虽然没有进入学校接受学龄教育，但读书认字未曾中断。

  1934年的春夏之交，全家总算安全返抵故乡宜兴县城，我也插班进入小学二年级读书。祖父是晚清优贡生，中年时赴东北担任幕僚，曾主办铁岭县和凤城县县志，并且擅长诗文和书画。由于他回宜兴时已年近60岁，且在哈尔滨中东铁路局任秘书时曾跌伤左腿，所以已无精力再来教育我们。不过，他有一间书房，藏书上千种，其中有“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昭明文选》《全唐诗》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木箧装“二十四史”等，还有一些线装小说。平时祖父不许我们翻动，但在节假日他去茶馆喝茶时，我就偷看绣像小说，如《儒林外史》《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等。此外，我家院子南边有一座房东家的小花园，里面有几间平房，住着一个养病的公子，他有许多小说和杂志画报，允许我去翻阅。在那里，我看了不少武侠小说和公案小说，如《七侠五义》《荒江女侠》《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以及《西游记》和《镜花缘》，等等，还看过多种上海出版的画报。祖父也常年订阅《申报》《新闻报》和《东方杂志》，因此，我自小就养成了喜欢读书看报的习惯。

  抗日战争爆发后，宜兴县城于1937年年底沦陷。沦陷之前，我们全家已逃至祖父的过继给舅舅冯氏的亲弟家，在芳桥镇附近的乡间租房避难。除了日用衣物外，祖父还携带了《资治通鉴》《清稗类钞》《阅微草堂笔记》，以及部分线装小说。所以在学校停办期间，我也曾似懂非懂地翻阅过这些书，便逐渐对文史类书籍产生了兴趣。但祖父十分反对孙辈学习文科，他在60岁时所写的遗嘱中曾明确表示，要我们长大以后去学“声光化电之学”，不要像他一样治文史之学。在逃难过程中，我还读过不到一年的私塾，念过《论语》《孟子》和《古文观止》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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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散处半沦陷区的中小学渐次复课后，我又重读了高小，并且先后在三所中学读了五年书。当时，敌伪不断“清乡”和“扫荡”，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学校经常停课，校址不断迁徙，课程的设置也不完整。上课时没有正式读本，一般只有油印的授课大纲，学生们上课时忙于记笔记，课后则互对笔记，考试前再背笔记，校内基本没有文体活动。但是，老师们的教学都很认真，特别是初中时的校长兼数学老师沈邦儒先生、创办者兼理化教师冯凤璋（我的堂叔）、英语教师史悠康先生等对我的学习影响较大，使我这几门课的成绩都是优秀。高中时期的校长杭海槎先生和英语教师周赞武先生等，不仅在教学上严格要求学生，而且对我们赴大后方考大学继续深造，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我进入高中阶段时，家庭经济因连年通货膨胀而陷入低谷，只能寄居于祠堂的小屋之中。因而我在读高中三年级时的唯一想法，就是毕业后当一名小学教师，尽快挣钱来赡养祖父和母亲。但就在这一年，祖父和母亲均因贫病交迫而弃世，他们没有等到我在流亡于宜兴乡间的苏州中学高中部毕业，更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5月，孑然一身的我，跟随同学们越过日伪封锁线，步行跋涉数百里，抵达当时的“小后方”——安徽屯溪，准备报考大学。我们挤在一间同乡提供的小阁楼的大通铺上复习功课，又在烈日下步行数日赶考。最后，我总算被迁校于福建长汀的医学院所录取。然而，我因无法筹措到不菲的路费和医科的杂费而未能入学，只得申请保留学籍，而改入屯溪附近全公费的“苏浙皖区大学先修班”。这时，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同学们纷纷回家或进入其他公私大学。而我则无家可归，只能继续留在提供食宿的大学先修班埋头苦读，以便在结业时取得优异成绩，能被公费的国立大学所录取。

  次年6月，我如愿以偿，以先修班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央大学地理系录取。为了筹措入学的费用，我先回到宜兴，在乡间小学担任了两个多月的代课教师，还有一位长期在中学教书、也曾经是我老师的堂叔冯凤璋先生答应提供我读大学期间的零用金。这样，我就放心地至南京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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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中央大学的地理系、地质系和气象系的新生，在同一间教室上课，课程的内容基本相同。除了国文、英文和中国通史外，还要学习高等数学、地理学概论和普通地质学等理科课程。有的课程还由著名教授亲自担任，例如“普通地质学”就由地质系系主任张更先生主讲，课后还有助教指导我们认识岩石标本。由于我的学习兴趣已开始转向文史，又得悉历史系的师资力量更强，而且还听说地理系自二年级起理科课程的分量会加重，诸如此类的因

  素，让我产生了转系的想法。在先后得到地理系系主任任美锷先生、历史系系主任贺昌群先生的批准以后，我于1947年暑假前正式转入文学院的历史系。

  当年的历史系，拥有贺昌群、缪凤林、郭廷以、马长寿、白寿彝、徐光、蒋孟引、张贵永、章巽等专职教授，以及向达、徐中舒、韩儒林、罗尔纲等兼职教授。我先后选修或旁听了他们所开设的课程。其中贺昌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缪凤林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向达先生的“中西交通和西域文明史”、徐中舒先生的“商周史”和马长寿先生的“中国民族史”等课程，对我的影响较大。课余时间也常去藏书丰富的校图书馆和缪先生家的私人藏书楼，阅读有关参考书籍，初步了解到知识的海洋是如此的广阔。

  我还先后选修了外系的课程，如胡焕庸先生的“中国经济地理学”、熊伟先生的“哲学概论”、孙本文先生的“社会学概论”和朱偰先生的“经济学概论”等。作为师范生，我还选修了熊子容先生的“教育心理学”。当时，这批教授均年富力强，兼通中西学术，讲课也各具风格，使学生受益很大。

  在选修课中，向达先生的课最受欢迎。他是较早在英国牛津大学与不列颠博物馆从事文物考古研究的中国学者，所以特别强调文物考古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并为我们亲自解说他所参加敦煌考古时的电影纪录片。徐中舒先生则介绍我们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聆听李济先生讲解殷墟的出土文物。1948年的上半年，我们还前往刚刚建成的中央博物院“人文馆”，参观了该院与故宫博物院合办的文物珍品展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抗战时期的“南迁文物”，则由李济先生亲自讲解，使我们受益良多。这些教学活动，对于我后来的职业选择有很大的影响，使我最终从事了文物博物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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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我们学生宿舍内也私下传阅着各种进步书籍，像《新民主主义论》《联共（布）党史教程》和《大众哲学》等，都成为多数同学的必读书。通过学习，再加上历次学生运动的亲身体验，使我的人生观有了很大的转变。

  我的大学生涯的前三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当时绝大多数教授均支持吴有训校长提出的“政治民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方针，校内的教学秩序仍旧能够正常维持，因此，我入学以后也能较快地摆脱中学教育封闭刻板的学习模式，并在比较开放的学术环境中接触到一批各有所长的教授，学习了多学科的知识和治学方法。因此，这段求学的经历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

  我读大学的最后一年，南京已经解放，学校更名为南京大学。在军代表孙叔平以及梁希和潘菽两先生为首的校务委员会组织和领导下，全校师生员工多次参加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题的政治学习以改造思想。同时，“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也被列入必修课程。

  当年中央大学的地理系、地质系和气象系的新生，在同一间教室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