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我在一篇评论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的文章中，说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是没有历史感的一代人，因为面对发生的历史，我们都是旁观者，不是参与者。我们不是没有历史，但是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被限定在各种媒介中，我们阅读历史，观看历史，消费历史，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历史的消息和碎片，但是我们并不参与历史，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历史的现场感。

  这个观点，遭到一些朋友的质疑，最有利的反驳是，近期的英国脱欧事件，我们不正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吗？英国脱欧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你真正关心它吗？有多少人会真正思考这一事件对我们生活的深远影响？最普通大众的看法，英国脱欧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影响，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而且，连英国人也没有严肃地对待，发现自己的选票让英国脱离了欧盟，他们开始反悔。这真是令人尴尬，却恰恰证明了很多人并没有严肃对待这一历史事件，他们原本觉得，这只不过是政治家们才能决定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们没有那种参与历史的现场感。

  何为参与历史的现场感？讲个小段子，法国著名的知识分子雷蒙·阿隆曾写到过这样一件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一天，他和妻子准备出门，打算在春天的卢森堡花园散步，巴黎的天气一扫它们心里的焦虑与阴霾，就在那时他们遇到了满眼泪水的西蒙娜·薇依，她高声说道：“你的意思是你们没有听到？上海的警察朝游行的工人们开火了！”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指的是1925年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英国巡捕朝游行的群众开枪，死伤数十人。这样的事件传到法国时，只有西蒙娜·薇依在严肃而感同身受地思考这件事对生活的影响，就如同惨案发生在她的身边一样，这就是一种历史的现场感。

  而对于英国脱欧事件，我们关注的方式有所不同，扪心自问，你是在严肃地对待它吗？还是说，我们像对待任何娱乐事件一样，仅仅作为饭后的谈资。这是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任何严肃的事件，经过网络、电视、微博和自媒体发酵之后，事件本身的严肃性都会大打折扣，被扭曲成一种娱乐事件。事实上，这是我们看待任何重大事件的方式，无论是凶残的屠杀事件，还是严肃的政治大选，最终都是以一种娱乐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最终导致我们只会关注那些严肃事件中最不起眼的边角料，而这些边角料无形中解构和削减了事件的严肃性，让很多历史丧失了意义。

  比如英国公投事件中，微博上流传最广的图片是很多英国民众接受媒体采访中后悔不迭的各种表情图。而观看这样的图片就如同我们观看杂耍表演一样，有种幸灾乐祸的娱乐性质。这一点，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告诫的那样，如果我们的文化生活被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开篇提到的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因为他的欧洲史研究闻名于学界，他在提纲挈领的《论欧洲》一书中，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欧盟成立的核心共识或者他们的集体认同，源于这些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共同对抗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记忆，但现如今年轻一代已经对自己的过去共同的历史记忆失去了兴趣，所有的历史都变成了娱乐的碎片，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欧洲理念的抽象性已经无法证明其制度的合法性，也无法维持民众的信任，仅仅依靠统一作为目标不足以维系他们的想象和忠诚，特别是他们不再相信福利将无限期延续下去的承诺。换句话说，分裂的意识其实一直都在，而且这种分裂的意识，因为生活的日益平庸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变得更为激进，导致一种不负责任的公投。

  我们真的关心英国脱欧吗？相比之下，我们似乎更关心欧洲杯，在一场遥远的比赛中通宵达旦，投入自己的巨大热情，进行争议和辩论，只有在这个时刻，我们仿佛具备了一种在想象中参与共同创建的集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