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五卷本社科院版《中国通史》在华夏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史学领域有重要影响的专家在精深研究基础上的普及。一方面，用科学的史学方法对资料考订诠释，保证了基本历史知识的真实性，是正本清源的中国历史；另一方面，全书用一百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文字通俗流畅，大众读者都可以无障碍地通读本书，并获得不同层次的阅读乐趣。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三皇”或出自推想
“五帝”可能实有其人
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保存和流传历史。这些内容被后来才发明的文字记录下来，便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说。古史传说中有些可能是关于远古时代的朦胧记忆或想象，也有些则属于古人对宇宙和自然的一种解释，不能不加分析地全部信以为真。社科院版《中国通史》告诉读者，在我国流传的三皇五帝中，所谓三皇属于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想，并非真实历史的传说。而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不过，五帝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但各家所说不尽相同。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也许司马迁认为这几个人的事迹比较可信。其实在别的古书上还有许多“帝”。只是后来人们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来比较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
秦国崛起:
预言家无法预料的重大事件
相比较周初（公元前11世纪）便分封建国的齐国、燕国，以及韩、赵、魏三国的前身——晋国，秦的立国晚了整整三个多世纪。秦族的首领非子因擅长养马，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封于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一带的“秦”（今甘肃张家川东）。
当时，欧亚大陆游牧民族正大规模地从西北向东南迁移，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戎狄已深入至今渭河至洛河一带。秦处于西戎包围之中，艰难地寻求着生存和发展。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
秦独特的发展历史，使得一向以高度开化文明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国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然而，正是这个地处边陲、被视为野蛮、落后的蕞尔小国，五百年后却打败了经济高度繁荣、文化异常发达的六个关东大国。
王莽是中国第一位
社会主义者吗
王莽作为儒家一派的巨子，代汉而立，创建了一个庞大而崭新的帝国，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也许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其他王朝缔造者不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时势造英雄，大多开国帝王，为帝王而帝王，为的是获得权力的快感，而王莽则有超越现实利益的更大的政治抱负。他斩获帝王的权力，目的是能够把经家学说付诸实践，创建一个平等安宁快乐理想的社会。这一切我们可以从王莽建立新朝前后实施的一系列具体改革中得到答案。
王莽的失败，是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冲突的结果。一般来说，儒家的理想，是建立完美和谐的社会，社会至上，但是建立完美社会秩序需要国家制度来支撑。所以，要实现理想，就必须向现实妥协。
社科院版《中国通史》，不能同意班固等旧的史学家对王莽的定论，同样也不同意胡适的说法，王莽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胡适错了，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并不都是社会主义者。
人口压力
是西汉灭亡的重要原因
谈到西汉灭亡，我们一般会归结为政治的腐败。但社科院版《中国通史》提出了另外两个常常被忽视的重要客观因素。其一是人口自然增长这个变量。根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1300多万，到了西汉平帝时，达到6000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与关中某些地区，平均每公里多达千人以上。这个人口高峰一直到唐代才被超越，这样的人口密度与我们现在也差别不大。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其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其二是自然环境变化的变量。西汉末年，天灾不断，黄河多次改道。成帝、哀帝时，流民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
西汉末年人口自然增长加速，带来了大量社会剩余劳动力，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人口激增的结果是流民数量的暴涨，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被严重破坏。以前，在解释王朝兴废原因时，也许我们过多强调阶层的对立与矛盾，其实，在垦地面积基本固定，生产方式无革命性改变，人口激增是任何一个王朝无法承受的。
史上最繁忙的皇帝:
朱元璋
1380年，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从此，在中国历史上近两千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了。虽然没有了中书省，但是，中枢政务的存在却是客观事实。没有丞相，意味着所有的中枢政务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皇帝。一切决策，都将由朱元璋一个人来面对，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行政机构的行为，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
废除宰相制度，固然保证了皇帝的高度集权，但也因此加重了皇帝处理政事的难度。有人统计，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中，内外诸司的奏疏共有1660道，涉及的事情达到3391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207份奏章，处理423桩政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