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976年生的阿乙早出生10年到15年，他有可能会融入横跨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的文学繁荣期，成为与格非、余华等一路的先锋派。

  阿乙的短篇小说集《情史失踪者》如果在那个年代出版，人们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它将是众多雄心勃勃的作品中的一本，但是在老先锋派纷纷转向写实（传统）的今天，这本小说集的出现就显得有些突兀了。看上去，它多少有点不合时宜，不是那么好懂不说，而且读起来并不很让人愉快。它的存在不是为了取悦你，而是要刺痛你，似乎在告诉你：生活并不像你生活的那样。

  好的作品总是独特的，北岛这样评价阿乙：就我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

  现代快报记者 倪宁宁

  从小镇青年到“小镇背景”

  阿乙生活在北京，朋友圈也大都不脱京城左右，但似乎阿乙始终是个小镇青年。

  阿乙来自江西瑞昌，出来闯荡前，在乡镇做过警察，做过公务员，和贾樟柯一样，就算是他去了戛纳，见过了大世面，但是一出手还是自己离开的地方。在以往几乎所有作品中，阿乙写的都是小镇故事，用的是小镇青年的视角，当过警察的他，对底层人物生活的描写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把握。

  而在这本名为《情史失踪者》的短篇小说集里，虽然有的篇幅仍然把小镇作为背景，但是小镇已经不是事实的主角，主角已经变化成更为深刻，同时更为广阔更为普遍的“精神世界”。

  阿乙是独特的，《肥鸭》里，现实中被神话的祖母和孙女的亲密关系，被互相羞辱和敌视取代；《虫蛀的外乡人》中，一位冒犯了整个村落的老人，遭到肆意而不无“诗意”地凌辱和冒犯；《永生之城》中，丈夫背叛了妻子后，原本端庄的妻子一反受害者的委屈和懦弱，以更大的背叛加以报复……

  这些超越现实，或者说试图超越现实的故事，有的依旧发生在瑞昌，但很明显，小镇在这里已经后退一步，成为了一个并不重要的背景，重要的是：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在哪里发生。

  很显然，脱离了地域情结的羁绊，阿乙在写作上有了更大的野心。

  从卡夫卡到阿乙

  卡夫卡，差不多是每个文学青年的“深爱”，他也是阿乙深爱的。阿乙这么评价卡夫卡，“我一直认为卡夫卡之所以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写作的楷模，就是因为他对外界的感受力是非常充分的，有一点点伤害就会在他心中激发出一个巨大的创造果实，只有这么敏感的人，才会在《变形记》里让一个父亲的角色朝甲虫身上砸出一个坚实的苹果。”

  但是阿乙不是卡夫卡，如果他是另一个卡夫卡，那他就失败了。阿乙有的是卡夫卡内心的敏感，极端的感受力。

  与小说集同名的《情史失踪者》写的是一个梦。在梦里，“我”没有变成一只甲虫，而是被一群人绑架了。绑架他，是缘于一个他见过一两次面的、根本谈不上是女友的女人。绑架理由：有一天，一颗直径700毫米的花岗岩石球从天而降，将人行道上的地面砸碎，而被称为“我女友”的女人正好就在离它六七米的地方，她被吓坏了，卧床不起，奄奄一息。而病入膏肓的她心里唯一挂念的人竟然就是“我”。

  小说集由7个短篇小说组成，其中《肥鸭》是看上去比较写实的一篇，但是其中最关键的情节——孙女之死却是扑朔迷离的。故事发生在小城，细老张是一个做办公用纸批发的小老板，他有一双儿女，有两处房子，他和妻子、儿子住，女儿和来投奔他的母亲住。故事主要在祖母和孙女之间展开，和电视剧里的祖孙间有着天然的爱不同，这祖孙之间是天然没有爱的。从小孙女就被祖母打。孙女中学毕业了，工作了，每天中午就回家给祖母烧饭，但是接连两天孙女都借故迟回家，让祖母饿了肚子。第三天中午，孙女还是没有按时出现，恼怒的祖母打砸了孙女的办公室不说，还捣毁了自家的家具，最后被活活气死。临死前，祖母神秘兮兮地向邻居交待：我死了，就一定把她带走。而实际上，孙女很快就送了命，而且死因不明。

  至亲之间紧张而荒谬的关系，很容易让人想到卡夫卡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在小说《判决》中，卡夫卡让“父亲”命令“儿子”去投河。从阿乙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卡夫卡的影响，但是这种荒谬感和疏离感，却又几乎是阿乙与生俱来的一种气质。在阿乙的故事里，它是自然而然的，就像叶子是从树枝上生发出来一样。

  从写实到写意

  阿乙做过警察，他早期的小说中，很多都跟警察与案子有关。这本小说集中，也有一篇写了一个案子。

  “李伟被捕的那一天，清晨五点半就起了床，去送别妻子乘坐的高铁”，这是《永生之城》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就写明李伟犯了案子。但是这句话之后，读者看到的却是一个再通俗不过的故事——李伟原本在外企工作，待遇优渥，但是一种怪病让他失去了工作，也把他从大城市赶回了小城。李伟的妻子是个吃公家饭的。这样差距就来了，而且李伟是能感觉到这种突然而至的差距的，所以小说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无所事事、落落寡欢的人。而这样的人往往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李伟就是这样的人。在送走妻子后，他便到父亲开的饭店，与一个服务员厮混。

  小说的大部分篇幅写的都是这

  样一个通俗故事，不仅写了李伟，还写了他妻子在公安办案过程中，近乎疯狂的报复举动。如果小说写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即便语言、结构再花工夫，也还是一个通俗故事。但是阿乙很奇怪地把李伟牵涉到一桩案子中。在公安布控的一桩敲诈案的现场，李伟准时出现了。他被捕了。

  可以说这是一个乔装成侦探小说的通俗故事，你也可以反过来，说这是一个乔装成通俗故事的侦探小说。而更重要的是，谁也不知道李伟是否真的是个敲诈者，虽然他准时出现在布控现场，虽然案犯敲诈的数额是李伟妻子前年工资的两倍。

  这篇小说，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余华和格非。在他们回归现实的今天，似乎阿乙回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

  把自己写进小说

  2013年的时候，阿乙得了一个怪病——免疫系统的IgG4病。得病不是好事，他得打激素，得胖几圈，得“疑神疑鬼”，这个时候悲哀与无助会不请自来。

  从每个角度说，阿乙都是个忠实于生活的作家，《情史失踪者》这部小说集中的作品，大都写于得病后的这段时期，不像有些作家刻意逃离生活，阿乙选择了面对。他采取的方式是把这种疾病写进小说。在短篇小说《情史失踪者》中，“我”对患病的丁洁妮母亲说：“您瞧，我也这样，吃激素就是这样，满月脸，还有水牛背、向心型肥胖……”；《永生之城》里的李伟，也是一位得了2010年才被国际医学界命名的怪病，作为一名永远不能痊愈的病人，李伟往后的日子便是每天吃九片激素类药物；在《对人世的怀念》中，阿乙甚至把自己写进了小说，小说中“阿乙”碰到堂兄，有这样的短对话：“是因为吃激素啊……是因为得了一种免疫系统的怪病……直到2010年，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才宣布它诞生……”很难说阿乙在隐喻着什么，而在文学传统中病始终是一个很容易被隐喻的“意象”，也许他是在强调一种现实性，也许只是为了在写作过程中“疗伤”。

  把自己写进小说，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作家的敌人》。在这篇小说中，阿乙借文学青年的身份出场。“文学青年”为了获得认同，忐忑地把自己的书稿交给饭局上的成名作家和编辑，而饭局结束时，书稿却留在坐椅上。这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早前阿乙在接受访谈时，说到自己出道经历时，说过这个“桥段”。而在《作家的敌人》中，阿乙狠狠地报复了自己的“敌人”一把，“敌人”捧着文学青年第二次送来的书稿，被其中的无懈可击、超凡能力折磨得不成人形。

  把自己写进小说，是危险的，因为它跨出了小说的边界。但是对于一个对文学有企图的人来说，这似乎又是必须的。

  阿乙

  原名艾国柱，生于1976年，江西瑞昌人。从警校毕业后，成为小镇警察，后任公务员。2002年，26岁的阿乙离职。从郑州到广州，由体育编辑至文学编辑，终于全身心投入纯文学创作，并接连斩获《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2011年获提名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2015年，阿乙以作家身份参加纽约书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