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让鸟瞰图变得不再神秘。不过，时间的年轮倒拨82圈，一张中央大学的鸟瞰图，却能让人吃惊得瞪大眼睛。庄严肃穆的大礼堂坐落在核心位置，几栋颇具规模的建筑沿中轴线摆开，风格和谐地交错罗列；楼宇之间，有舒展的空地，正在建设中的校园显得朝气蓬勃……这是南京民国文化爱好者、撰稿人金小明先生收藏的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四牌楼校园）鸟瞰原版照片。金小明先生撰文讲述了这张珍贵照片背后的故事——一张小小的照片，不仅让人一窥中央大学上世纪30年代的校园风貌，也见证了中国航拍技术的发展历程。

  中原大战，航摄技术帮了蒋介石大忙

  早在1855年，法国摄影师就开始借助气球在空中拍摄巴黎。飞机发明以后，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多的“鸟人”(birdman，原指鸟类学家，后又成为空驾人员的别称)开始乘“机”跃升“一览众山小”的俯视高度，更加方便地拍摄鸟瞰式的图景（bird’s-eye view）。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军界中人起步探索航空摄影，这从当年流行刊物的时事报道中可以找到端倪和佐证。以上海出版的《良友》画报为例，第三十七期（1929年4月）《（孙中山）奉安大典》专辑，即刊发受聘于万国新闻社、号称当时“最有声望的摄影记者”王一亭在飞机上拍摄的《首都中山路鸟瞰图》《总理陵墓空中写真》及《南京狮子山炮台鸣炮一百零一响致敬》等航照。第三十九期（1929年6月）、五十一期（1930年6月）先后刊发广东航空学校（教育长、代理校长）刘植炎所摄《最近之广州鸟瞰》等航照。第四十期（1929年7月）则刊发曾任北伐东路军航空司令刘沛泉所摄《金马号飞机长途飞行空中写真》专辑。第四十四期（1929年11月）曾刊发广东空军摄影师刘锦涛所摄《第八路军事空中留影》专辑。第五十四期（1930年9月）又刊发其所摄以中原大战为背景的《战时郑州之鸟瞰》等航照。

  值得一提的是，《良友》第五十四期的编者附言称，“近年中国战术，进步异常迅速。回顾此次讨逆大战，冯军战壕工程之浩大及布阵之精巧，与欧战相仿。而中央军则出奇制胜，其中如空军之侦察，窥摄敌阵，纵横数百里，了如指掌；进攻则掷弹炸击，事半功倍”，就准确揭示了航摄术在现代大规模战争中的作用和影响。

  国民政府正式组建专门的航摄单位

  除了在新闻、军事领域的运用，这一时期，官方已着手将航空摄影引入地理测绘事业。

  中原大战中，航摄、侦察手段为中央军取胜发挥的助力，引起蒋介石等高层人士（包括他的德国军事顾问）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南京国民政府，于1931年8月，正式组建航摄专门单位，以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据后来公布的《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航空测量队组织条例》规定，航测队“办理全国航空测量事务”，设立事务、航摄、测量、纠正和制图五个小组，分理其事。

  航摄鸟瞰影像，因其视角高远、取镜宏阔、分辨清晰，通常来讲，比较适合概括地表现山川、城垣、名胜等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象，直观地反映特定时期拍摄对象的方位特征和环境气息，成为记录自然与人文地理信息的重要载体。

  民国时期，历史学家朱偰（后曾执教于中央大学）编著《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书中的图版，除大多由其本人及Metzener、 Strassl二氏照相外，亦间有取自南京政府航摄部门出品的鸟瞰照片，如聚宝门、朝阳门、通济门、午朝门及内五龙桥、朝天宫、钟山及覆舟山、玄武湖、中山陵、鼓楼、下关等形胜全景，均标列该一出处。

  1934年的中央大学鸟瞰照，圆顶大礼堂位于核心位置

  我持有一帧该航摄队1934年左右拍摄的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石桥校园）鸟瞰原版照片，从内容与风格上判断，与朱偰引用的航拍照片，同属一个时期的官方出品。此照虽然局部有一些划痕，但成像比较清晰，连扩建在即的孟芳图书馆门前的碑石轮廓，也依稀可辨。

  该照以著名的大礼堂（英国公和洋行设计，1930年3月始建，1931年4月竣工，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会议在此召开）为视觉中心，图书馆（法国帕斯卡尔设计，1922年1月奠基，1924年建成，1934年扩建）、生物馆（李宗侃设计，1929年始建）、科学馆（上海东南建筑公司设计，1924年始建，1927年建成）等有序地分列左右，看上去间隔有度。

  这些标志性主体建筑，虽然营造有先后，且分别由不同的建筑师主理造型，但在空间布局上，共同支撑了基于摹画的轴线对称式的规整状态；在建筑风格上，则趋向于以爱奥尼亚式列柱(门廊)为特征的西方复古主义以及折中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的《南京民国建筑》一书，引用了同一底版的照片（154页）以及另外一帧《金陵大学鸟瞰》（159页）。

  挑剔的女作家，曾批评中央大学“凌乱拉杂”

  1934年的中央大学，比之上世纪二十年代，样貌已经发生了较大改变。

  1928年上半年，女作家袁昌英曾有金陵之旅。访友、酬酢之余，她抽暇游览了一些新旧名胜，后作《游新都的感想》，记其屐痕与心迹，发表对当时代表新文化建设成就的几所大学的观感。她在文章中，这样批评第四中山大学（以国立东南大学为骨干组建而成，时已改称江苏大学，后改组为国立中央大学）的校园格局与建筑风格：“形势虽然浩大，地盘虽然宽阔，屋宇虽然繁多，然而却讲不上建筑上综合的调和美。这里一栋红的，那里一栋白的，再那里又一栋灰的、黑

  的……这里是西洋式，那里是中国式，再那里又是不中、不西式……东边一座，西北边一座，不东不西、不南不北又一座……一言以蔽之曰，凌乱拉杂而已”。作者借题发挥，指出“政治分歧、秩序荡然的情景，算是被这学府的外貌象征出来了。”

  她眼中的校园“乱象”，换一个角度看，倒也是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一路发展、变迁的历史遗痕与写照。

  六年之后（1934年），袁昌英又重访金陵，并作《再游新都的感想》，文章没有再评价这所在国民政府“党化教育”政治改造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进，逐步迈向其鼎盛阶段的国立中央大学的外部景观。女作家当时如果在拍摄上述鸟瞰照片的飞机上，她对中央大学校园的观览印象，也许会有很大的改变。

  曾有人提议将中大、金大、金陵女大连成一片

  中央大学的校园扩建，与首都南京的规划建设几乎同步。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次年，将其升格为特别市。“经始之际”，乃推进“远大而完善”的国都规划建设。1929年底，国民政府发布了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首都计划》。计划编订中，引入了航摄资料，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处长林逸民，在为该计划向首都建设委员会的呈文中就称：“自用飞机摄制全京地图后，始有精确之地图可用。”《首都计划》掀起了以文化本位主义为主导、体现中西文化交融特点，持续十年的南京营建高潮。

  《首都计划》采行综合分区的规划原则，关于“房屋楼宇之建造”，强调“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在分区方面，《首都计划》将南京分为公园区、若干住宅区、商业区和工业区，没有采纳将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连为一片，形成所谓教育区的拟议。因循历史发展的路径，中央大学的校园规划与建设自成一体，其主体建筑的风格走向，也并未因《首都计划》的上述倡导而改变。

  延伸阅读

  老照片

  后面的

  隐语

  总起来看，关于这帧民国中央大学的鸟瞰照片，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一是，其官方色彩的总结性的俯瞰方式，隐喻着国民政府对这所著名学府的收编与改造，已取得了基本成功；二是，其显现的南雍故地的校园整体风貌，已凝结成特定时期这所国立大学的“标准”景观；三是，其反映的校区规划状态和建筑艺术水平，代表了民国首都建设以及大学建设所取得的实绩。

  金小明/文

  本版摄影

  现代快报记者

  赵杰

  （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