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国武口述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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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南京还是一派和平、繁荣的景象。街市上车水马龙，人群熙攘，物价平稳。市政府还特地在中山路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商业区，名之曰“新街口”。新街口是针对今名大行宫、旧名“土街口”而言的，新建的两大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三座电影院（大华、新都、世界），一座全市最高的饭店（福昌），都相继拔地而起，其规模和繁华程度都超过了花牌楼，以后更取而代之。父亲曾带我去过一次，时间是刚刚入夜之后，那林立的高楼和辉煌的霓虹灯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一家依然过着富裕的生活。父亲喜欢听京剧，买了很多张名角灌制的唱片，有次梅兰芳来南京演出，一张门票高达十元，也舍得买、乐于听……在那时，全市的广大老百姓都没有想到弥天大祸即将降临。

  1937年10月的一天午饭后，我正在里间卧室南窗下专心致志地临摹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忽然警报声呜呜地响了起来，父母敏感到日寇飞机来空袭南京了，便赶紧招呼众子女集中躲到里屋后面的厢房里，只有我岿然不动，继续写字。不多时，日寇飞机轰炸明故宫飞机场的巨大爆炸声震天价地传了过来，其中还夹杂着机关枪扫射的噼啪之声。我抬头看了一眼，一架日寇轰炸机正好低空掠过我家的屋顶，机舱里的两个驾驶员都看得清清楚楚。父亲给吓坏了，赶紧从厢房冲出，一把抱起我将我放在一只金属保险箱的旁边。

  近四时左右，警报解除，父母立刻带着金银首饰、银行存折、现金和一些必需的日用品，雇车驶往城北将军庙的老宅，让几名佣工拿着发放的工钱各自返回家乡，当晚的饭菜不得不由母亲亲自烹饪。我清楚地记得，晚餐只有一道炒青菜。以往很不喜欢吃蔬菜的我，这时因“顿悟”开了窍，从此再也不撒娇坚持无荤不吃饭了。

  七叔和我堂房大哥夫妇也移住到了将军庙。原本与四伯父住在一起的祖母，因不愿随四伯父及其任教的中央大学内迁重庆，便随着我们和七叔两家同住一块。

  过了几天，父亲和七叔弄到两辆大货车，将暂住将军庙的族人全部转移到溧水县避难。傍晚到达溧水，在一家粮栈权住一宿。粮栈的主人和我叔叔、大舅父是朋友，事先已为我们觅得了一处“深宅大院”栖身，第二天我们便搬进去住了。父亲没有同来，他不愿辞掉邮局这份号称“铁饭碗”的工作。当时江苏省邮政总局由英国人主管，正筹划迁移到上海去办公。

  在溧水避难四十天左右，我们突然接到大舅父的加急电报，嘱咐我们火速回到南京。回到南京的第三天，日寇飞机将溧水夷为一片废墟，我们侥幸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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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寇的侵略大军已渐渐逼近南京，大批市民纷纷逃难。这时父亲还在下关的邮政总局坚持工作。为方便照顾家人，临时在总局附近的旅馆租了一间屋，将老祖母、母亲和我们姐弟接到那儿暂住。

  由于担心日寇飞机白天前来轰炸，我们是雇车在晚间转移到该旅馆的。我清楚地记得，有数以十万计的难民麇集在下关江边，眼巴巴地期望有江轮将他们送到长江上游的安全地带。“远走湖南”在我的记忆库中最为真切，以至后来我一直希望能迁移到湖南去看看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洞庭湖。

  这时已是11月底、12月初。父亲仍然每天上班，等待省邮政总局转移到上海的指令，我们则呆在旅馆里无所事事。

  父亲在局里办公时总是一副愁眉苦脸，很快引起了许多同事（包括他的上司）的关注。当他们得知父亲的艰难处境后，便纷纷施以援手，千方百计让我们全家逃出南京这座围城。

  同事们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当时难以想望的结果：一天夜晚，一艘较大的木帆船将我们送往镇江北岸的仪征县城，母亲设法在一条大河的岸边租赁了一处拥有几进瓦房的屋子安顿下来。

  我们离开南京后不几天，江苏省邮政总局终于安全地转移到上海，父亲也跟着去了。在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在仪征暂时避难期间，家族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惨事——三伯父在乘船逃离南京的途中，不幸被乱兵的枪弹击中肾脏，没有任何抢救的条件，很快便因失血过多而失去了生命。

  在仪征住了半个月左右，听说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南京，很有可能渡江北上，继续攻占扬州。仪征离扬州近在咫尺，城里老百姓惶惶不安；不久，敌机又飞临仪征上空侦察，人们更加惊恐，纷纷逃到农村避难。母亲别无选择，只得扶老携幼，步行向西边的六合逃去。幸好在途中雇到一辆驴车，经过一天的艰难跋涉，到达了仪征、六合交界处的月塘集，在一家小客栈里租了一间屋暂时栖身。

  从表面现象来看，月塘集这里还没有明显的战时气氛，每逢集市的那天，前来买物卖物的人还不少，大都是四乡的农民。不料就在一天深夜，集市上响起了枪声，客栈老板通知我们，母亲赶紧唤醒我们，抱起小弟弟并搀着老祖母逃向北面的农村。那时月黑风高，四野静得可怕，经过一口大塘时，看家的鹅呱呱地叫了起来，更使我吓得心惊肉跳。这时，母亲发现农民在打谷场上摞起的一个高高的稻草堆，便让全家人钻了进去。直到天亮，看看没有什么动静，这才小心翼翼地回到客栈。

  以后这种情况又发生了一两次，有一次竟然出现在大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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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赶集的时候，母亲出门，穿过客栈主人在迎街开的一间小茶馆时，忽然有人招呼她，定睛一看，竟然是我的奶妈吴妈的侄子。在承平时期，他到我家来看望过吴妈，认识我母亲；今天来赶集，在小茶馆里喝杯茶歇歇脚，瞥见母亲，觉得眼熟，这才叫唤了一声。他说，回去后一定告诉他的姑姑，着人来接我们到他三叔（吴妈的亲哥哥）家中去住。

  第二天下午，吴妈和她的侄子以及四五名村民推了一辆独轮车，挑了一副箩筐，还牵了一头毛驴，前来接我们了。

  六合离南京很近，但这一带几乎看不出一点战争的气氛。时光过得似乎很慢又很快。转眼之间，又到了来年的3月。听说南京的局势已大体稳定下来了，江苏省邮政总局从上海迁回南京，父亲也回到家乡。不知父亲是通过什么渠道得知我们确切消息的，便请七叔渡江找到我们，准备接我们回转南京。

  七叔是我祖父母的“老巴子”，所以不但深受祖父母的宠爱，也很得我四伯父和我父亲的呵护。抗战前，我们两房同住一处时，他不过二十来岁光景，虽已结婚，仍不时像大孩子般地跟我姐姐和我逗趣，有点没大没小的样子，我们从来不怕他。这次，他只身来到吴妈家看望我们，我们一家人都特别高兴，我和姐姐更是缠着他问长问短，絮絮不休。经过战争的洗礼，他似乎已经变得比较老成，对我们侄子辈不再像以前那样嘻嘻哈哈的了。

  七叔回去以后，隔一段时间，才又带来几名壮实的汉子，帮我们收拾行李，取道一处名叫九里埂的渡口，乘上他事先雇好的一艘木船，溯江而上，直达下关。事后我才知道，七叔在来回途中，对在哪个渡口上船，是经过一番调查的，通常在这一带渡江南下都是选择十二圩或六圩，当时这两个渡口常有鬼子巡逻船搜查南来北往的中国老百姓，发现有“花姑娘”，便可能任意强奸；九里埂比较冷僻，在这儿上船安全系数较高。尽管如此，他还是带了一些锅底灰，上船前让我两个姐姐抹在脸上，看起来又脏又丑，借以避免鬼子兵对她俩施暴；又嘱咐母亲，姐姐脸上抹的灰，必须等到进入挹江门以后才能洗掉，因为挹江门有鬼子兵在把守。

  木船驶近下关时，我们看到江面上仍然漂浮着许多尸体，有很多尸体的腹部胀得像鼓一样惨不忍睹。以后才知道，日本鬼子进城后，屠杀了三十万南京市民和我国守城的士兵，我们一家当时已逃到仪征，才躲过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其后六十余年，我途经九里埂，缅想前事，特地写了一首330字的五言古诗加以追述：“倭寇窥神京，铁鸢掷雷电。千户纷逃亡，八表俱昏暗。仓皇走江干，一帆离南岸。回首黑夜中，难民数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