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则“在线教师时薪过万”的话题在网上被热议，当事人——在某网络教育平台授课的年轻人——王羽甚至宣称，自己最高时薪为25000元，月收入能达到二十几万。

  在大家的观念中，教师的收入往往和“清贫”画上等号，于是“时薪上万”的消息就像一滴水倒进了油锅里，要知道同为“新事物”的“网红”，或者更细分一点的“网络女主播”的收入，都没有这位王羽的收入高。

  那么，时薪过万，月薪能比普通教师年薪的两倍还高的在线教师，究竟是怎么回事？在互联网上越来越吃香的“网课”究竟是怎样的一门生意？

  现代快报记者 陶魏斌综合报道

  付出和收入

  时薪过万

  只是“少数派”

  虽然时薪过万已经让人咋舌了，但是王羽却说这并不是他最高的时薪。

  王羽现在在线授课的这个平台，在去年6月才刚上线，但是一经推出已经号称有1500万的生源。

  在这个在线教育平台上，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老师，每个上过课的学生都可以给老师评分，评分会成为其他学生选择老师的参考，而这是传统的课堂没法做到的。

  除了一对一的辅导之外，还可以选择多人共上的专题课，一节专题课往往只花费几元钱。学生可以花很少的钱听到优质的课程。

  让王羽时薪过万的正是这样的专题课。

  他在朋友圈晒出的信息显示，共有2617名学生购买了他的一节单价9元的高中物理网络在线直播课，扣除20%的在线平台分成后，王羽一小时的实际收入高达18842元。

  这家教育平台也对外宣称，王羽的收入水平并非孤例，至少还有5位教师单小时收入过万元，很多老师月收入超过5万元。

  不过王羽也坦言，线上上课的压力是之前的几倍。

  “我在线下教了10年书了，累归累，但都是在体力方面，脑力上还过得去。到了线上，突然要面对全国各地的学生，你会突然发现，在短短一个小时的课程中，怎样满足几千不同地区的考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这是我每天都在思考的内容，也是我不停备课的原因，所以，我对记者说的备课要用30小时，不是吹。”他在知乎上回答提问时说。

  王羽还透露说，在这次被成为焦点之前，他开了74节一块的课，每天晚上11点上课，通常要到凌晨1点才能回答完所有学生的问题，持续三个月，“为此还生了一场病”。

  “并不是一开始上课就收入这么高的。”王羽说。

  另一位在某在线辅导平台做兼职的王老师也证实了王羽的说法，他现在是某高校在读博士，他称由于自己刚加入平台才两个月，知名度还不行，一节课收入在五六百元。

  王老师说：“我主要上大课，单价1块钱，学生一般是六七百个人。学生跟我说，只要是1块钱的课他们都会买，5块钱货比三家，9块钱就要斟酌一下。”

  和王羽在同一个平台授课的刘老师也表示，收入与付出是成正比的。为了更好地辅导学生，他还建了一个群来回答学生课后的问题。

  “大多数的在线老师收入其实和社会上的辅导班老师收入差不多，现在很多收入高的老师，都是以工作室的形式，由团队在幕后操作，有人负责备课，有人负责出题，甚至还有人负责形象宣传。”这位刘老师介绍说。

  王行军是同济大学博士后，也是某在线教育平台的年度人物，2015年7月，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创立的“理科王工作室”，月均收入超过200万元。

  创建初期，理科王工作室仅有3名教师，如今已有百余名教师和数千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教师还是原机构中非常优秀的名师，他们借助平台，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群体效应，实现了教师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理科王工作室的合伙人之一李钰敏原是一名公办学校教师，月收入为几千元，“现在在我们工作室，人均月收入5万元已是底线，有教师月入200万元，我们工作室上课金额一个月300万元是家常便饭。”

  不过去年一家在线教育平台出具的《O2O平台老师生活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在线教育平台老师平均时薪145元，月薪7846元。而在北京，体制内的老师平均时薪165元，月薪12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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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薪过万

  该不该？

  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教育应该是公平的，而在线教育的兴起，背后其实是变相的“有偿教育”。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教师为了吸引更多的同学参加有偿补课，在平常上课时故意保留一些内容不讲。有些教师因为补课的收入远高于平常上课的收入，对学校的课程不上心。这些都是此前教育部禁止有偿补课的原因。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法制研究所副研究员方芳撰文表示，网络授课收费就该禁止，并指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从学校教育的属性来看，公共性是现代教育的基本属性。特别是义务教育，属于国家提供给适龄儿童的具有强制性、公益性和普及性的教育。它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可以由买卖双方自由交易，而是需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和学校的制度来加以规范管理。如果放纵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将异化义务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将公共教育资源私人产品化，不仅损害了儿童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也违背了我国义务教育法的基本精神。”

  支持的人显然不这么看，有人就认为，作为积极主动“+互联网”的教育从业者，时薪过万也都是他们应得的。

  “时薪过万”给创新创业者带来更大信心和动力，让教师的价值得到更好体现，让学生们有了更多选择，对教学水平整体提升有促进作用。“让我们善待这一新生事物，不能因为一个群体财富积累过快而心生嫉妒，更不应该罔顾市场规律横加干涉。”评论人士说道。

  在职老师能不能

  担任网络教师？

  不少专家学者表示，一些在线辅导名师“收入超过网红”，其本质仍然是广大学生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和需求，优质的在职教师参与网络平台授课可以更好地实现教育资源共享，是迈向教育公平的一大步。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创始人俞敏洪也表示，在线教育肯定是现在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日薪、月薪万元的老师是很正常的。“当教育可以实现无边界的时候，明星老师一定会出现。”

  南京市教育部门表示，南京市教育局曾出台《关于禁止中小学在职教师从事有偿家教的规定》，虽然“线上辅导”是新生事物没被列入其中，但应该属于“在校外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兼职从事学科类教学、文化补习并从中获取报酬”一类，根据规定，是被禁止的。

  而在去年6月教育部印发的《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中，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组织、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参加校外培训机构或由其他教师、家长、家长委员会等组织的有偿补课；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对于违反规定的在职中小学教师，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检查、通报批评直至行政处分。

  有媒体致电教育部教师管理与师德建设处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在线辅导属于近年新兴形式，目前教育部还没有明文规定，但中小学在职教师不应因为参与有偿在线授课而影响正常教学，至于会不会实行“一刀切”的禁令，目前尚在进一步研究中。

  “公立学校的老师不允许去兼职网络授课，我认为很对。”俞敏洪说，“原因非常简单——当公立学校的老师不能把心思放在自己所教的学生身上时，学生利益是严重受损的。所以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在公立学校呆着，要么就从公立学校出来，做网红老师。”

  直面现实

  多数还靠烧钱

  过日子

  “互联网+”浪潮的来袭，让在线教育今年出现前所未有的火爆。

  2015年12月，新三板教育公司的数量为75家，3个月后，已正式挂牌的新三板教育公司数量超过100家。百度教育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教育行业趋势报告》显示，互联网教育市场增长率位居全行业第三，预计到2017年，互联网教育市场规模将突破2800亿。

  有数据表明，2015年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达到399亿元，其中最受追捧的教育O2O吸引了大量资本涌入。

  轻轻家教在2015年2月获得IDG和挚信领投的A轮数百万元融资后，当年4月8日获得红杉领投的B轮1500万美元融资，5月后拿到好未来B+轮融资，紧接着6月26日完成由好未来领投、IDG、挚信、红杉跟投的C轮1亿美元融资。

  轻轻家教CEO刘常科原是昂立教育董事长，辞职后与人联合创办了轻轻家教，定位于一对一辅导。“家长们对于优质教育的需求是持续上涨的，互联网教育满足了他们个性化的需求。”刘常科说。

  疯狂老师创始人张浩认为，互联网和在线教育让教师可以实现财务和精神的双重自由，受到欢迎是必然的。

  然而，在线O2O竞争也相当激烈。

  “就好比团购网站当时一哄而上，后来死掉99%，在线教育也存在优胜劣汰，市场上与‘跟谁学’类似的机构有2000多家，现在已挂掉至少90%以上。”跟谁学创始人、CEO陈向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成立于2014年的“老师来了”风头正劲之时曾获得过A轮融资，但2015年9月因资金断裂宣布关闭。创始人虞益栋承认市场竞争惨烈。

  专家观点

  政府应积极拥抱

  教育互联网

  面对社会上良莠不齐的在线教育机构，有的地方一些教育部门开始坐不住了。

  近日，作为宁波市教育局的下属部门“宁波市智慧教育研究与发展管理中心”对外发布信息称，将鼓励教师个人入驻其下设的互联网教育平台。这意味着教师也可以开设店铺，像淘宝商家一样出售自己上传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并获取相应的报酬。 宁波市智慧教育研究与发展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宁波市学校装备管理与电化教育中心张曦说，其下设的“甬上云淘”相当于淘宝网，不同的是，这里出售的主要是试卷、微课等教育资源商品。

  目前，已经有“北京超星”“中文在线”“万朋教育”“学科网”等11家企业在“甬上云淘”上开设了店铺，多是国内知名的网络教育品牌。不过，现在“甬上云淘”平台还在推进建设的过程中，预计将在今年暑假全面上线。

  “按照目前的规划，凡是有师训平台账号的教师都允许在甬上云淘上开店。”张曦表示，学生不仅可以上网购买教育网络公司的试卷、微课，还可以直接购买在职教师的课程视频、习题集等教学资源。

  张曦说：“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尝试，主要考虑的问题是目前教育信息化改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成果，今天的教育方式和10年、100年前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可以预见的是，教育信息化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好处，实现了资源的共享，为了让它可持续发展，所以提出了有偿服务。” 至于这样做是否涉及“有偿家教”，他认为，从目前的政策上看，这不属于有偿家教。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新鲜事物，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有政策约束它，“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高兵则认为，更应该从教育公平的角度关注在线辅导平台的发展。

  他表示，从教育资源的供给方来说，网络教育平台是教育资源的补充，受教育者选择教育的机会多了，这是一种机会的公平。而从教育资源的需求方来说，受经济水平、地域等条件限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和能力享受到网络教育，如果网络教育再收费的话，就更放大了市场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易形成马太效应，即经济条件好的人能占有更多的优质资源，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因此需要政府通过政策、体制机制的调节来改进网络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的问题。”

  有人就建议，因为教育产品的特殊社会属性，是否可以由政府采购优质的教育资源，并用互联网方式进行数字化传播。比如邀请体制内的优秀老师以公开课的形式，录制教学视频，并在特定平台上进行免费传播，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互联网的手段，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同时社会教育机构提供的产品，则应该体现个性化的性质，满足一些特定人群的需求。

  百度教育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教育行业趋势报告》显示，互联网教育市场增长率位居全行业第三，预计到2017年，互联网教育市场规模将突破2800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