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诺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口中的亲人，他翻译了马洛伊·山多尔的多部代表作。勤奋的匈牙利语文学专家余泽民，连续数年全力翻译东欧文学的经典之作。其实他还是一位小说家，翻译之余一直在默默进行中文创作，《纸鱼缸》即是他的长篇小说力作。

  对于余泽民而言，阅读、翻译、写作“三位一体”、密不可分。二十多年前只身去往匈牙利时，他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语言一无所知。生活中听的是匈牙利语，说英文、匈文配合手语，读英文小说，用中文写信和日记，正是在这种听说读写的分裂中，余泽民开始了翻译和写作生涯。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凯尔泰斯,命中的贵人与精神导师

  读品周刊：你大量从事欧洲文学的翻译工作。凯尔泰斯·伊姆莱的作品是你最具影响力的译作，能谈谈翻译对你写作的影响吗？

  余泽民：要知道，翻译小说和阅读小说区别很大，读小说时你只关心故事和感受，而翻译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作者的布局和手法。我翻译了几篇之后就萌生出冲动：这个故事如果让我来讲，我会这么讲……于是，我开始了自己的讲述。翻译对我来说很重要，即使最高级的阅读，也是写作的训练，而我自己写的书，则是自己阅读与翻译的结晶。

  读品周刊：3月31日凯尔泰斯去世，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余泽民：孤独。我知道，以后我再翻译他的书时，我没人可以询问了。我在多个场合讲过，凯尔泰斯和我不仅仅是作者与译者的关系，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是从翻译他的书开始走进一个个文学大家的精神世界，是他的文字让我相信并实在地体验到：精神生存也是真实的生存。我将他视为命中的贵人与精神导师。

  读品周刊： 凯尔泰斯无疑是个不那么“可读”的作家，他一生都在为了自己而写，从不考虑市场和流行的问题，你如何处理你小说里的可读性和思想性的关系问题？

  余泽民：凯尔泰斯的书不是那么的“可读”，但是那么“可想”；他的书注定不会流行，但注定传世。

  曾有好心的朋友给我提过“如何增强可读性”的建议，比如，建议我在以后的小说里增加中国角色，因为太多的外国人会让中国读者产生疏离感；比如，建议对外国的文化、历史不必陷入太深，因为国内读者更喜欢《北京人在纽约》那类中国式故事……我的早期小说确实这样。但后来我朝着反方向发展，更乐于把一个中国角色放到相对封闭的当地环境中观察、分析，这样发生的故事肯定不是中国式的，肯定独特。在写《纸鱼缸》时我仍没“听劝”。

  希望能保持文字的翻译感，这是我的特色

  读品周刊：听说你阅读用英语、匈牙利语，写作用中文，这种在多种语言间切换的状态，会给你写作的语感带来什么影响？

  余泽民：有朋友说过，我写的小说更像翻译小说，但对我来说没那么复杂，就是我自己的语言写作。因为在我出国的二十五年，有六七年几乎不说中文，有大约十五年没读过中文小说。我这么做是有自己的考虑：一是对国内许多题材不感兴趣；二是有意不受语言上的影响。换句话说，希望能保持我文字的翻译感，这是我的特色，另外也有助于自己在思维、表达和预感上的独立性。

  读品周刊：你是怎么开始写作之路的？

  余泽民：真正开始写作是出国后，只在塞格德的诊所里工作了半年，我就陷入了绝境。那段故事还是留着以后讲吧，总之，失恋、失业、失掉居留身份，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之后是近十年的流浪，没有钱，没有工作，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在当地人的帮助下生活。正是那段生活成了我后来的写作资本。有几篇小说就是在几页日记的基础上加工的。

  不自由的人肯定不会有安全感

  读品周刊：1991年你去往匈牙利，当时正值东欧剧变，匈牙利也处于动荡之中，是什么原因让你放弃在国内的安定生活，投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你是去寻找什么？

  余泽民：对，东欧在动荡中，当时我26岁，也在人生的动荡期。总有人问我为什么出来，我回答得很简单：就是想光着脚，到世界上走走。我这个人表面老实巴交，心里是不羁的，不喜欢规矩方圆，梦想心灵探险。

  跟其他出来淘金的同胞比，我的二十几年过得苦死了，简直就是苦菜花。但我自己很享受，因为我相信在匈牙利只有我这一棵苦菜花，在欧洲估计也难找出第二棵。今天的《纸鱼缸》，就是我苦中的甜。问我寻找什么？我寻找我，我自己，一个与别人不同的家伙，不想当生活中的演员甲，不想当螺丝钉。

  读品周刊：在匈牙利生活期间，你从事过多种工作，居留身份还一度“变黑”，为了生存有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是否还有同样的勇气？

  余泽民：人就是这样，当心中有爱，当生活中有一大堆爱你的人时，根本就不需要额外的勇气。爱会赋予你生存的能力和机遇。我的生活就是一部小说，许多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总是在最难最关键的时刻遇到贵人。我在大学的日记里就写过这么一句话，我相信我今后生活幸福与否建立在我爱的能力上。就这么简单，爱，以不变应万变。

  读品周刊：小说中，东欧剧变之际，中国男孩司徒霁青逃离了自己的家庭和父辈，来到美丽却又充斥着不安和暴力的匈牙利。跃出鱼缸的金鱼以为外面是自由，等待着它的却是干涸、死亡。“纸鱼缸”是想表达什么？

  余泽民：鱼，是我在国外生活久了后的一个真实意象。即便被命运安排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共生，穿梭游曳，追戏，贴近，但永远难有实质性的碰触。现代人的本质是孤独。

  另外，我在这本书里最想表达的是个体与历史的关系，残酷历史在脆弱个体身上留下的特殊记忆。我想以我的方式写历史。这个纸，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想要挣脱的那些囚禁我们的虚假历史。

  读品周刊：这不由得让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中的永恒提问：“你是要自由，还是要安全？”自由和安全，你把哪个看得更重？

  余泽民：自由和安全都是相对的，但在相对的自由和相对的安全之间，我当然选择前者，因为自由是安全的前提。不自由的人肯定不会有安全感的。想起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也告诉我们：自由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