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山办公室的空调被固定在18度，对于初春的南京来说，这里还保有寒意。于是，在每一个来访者——不管是朋友、合作者，或者慕名而来的艺术爱好者面前，他总是先倒上一杯热水，再开始倾听和交谈。

  身为南艺美术馆馆长、著名策展人、艺术批评家，现在的李小山忙于“俗务”，已经很少接受采访了，也不会在网络上发表高谈阔论。但他仍然是那个敢于直言的批评者。

  他批评眼下的艺术、文学、社会现象以及他自己，几近苛刻，却一针见血。这些言语像极了他寒冷的办公室里的一杯热水——你一开始会觉得不舒服，但仔细想想，真实的批评其实比虚假的颂扬更能让你认清自己。

  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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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已经不愿意再老生常谈，但当年的那篇文章，仍旧是李小山绕不过去的一个拐点。这篇发表于1985年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像一篇战斗檄文，吹响了反传统的号角，成为“85新潮”绕不过的话题之一。与此同时，它也奠定了李小山先锋艺术批评家的地位。

  其实，写这篇文章时，李小山还是南艺的一名大四学生，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间隔了整整一年时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篇文章太过激烈太过决绝，让最初接到投稿的杂志社感到不安和恐惧。

  但它终究面世了。

  1985年的《江苏画刊》上，《当代中国画之我见》如石破天惊一样出现，李小山直言当代中国画已经陷入了“穷途末路”：“中国画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在技术处理上不断完善、在绘画观念上不断缩小的历史。”“由于中国画理论的薄弱，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画的实践，中国画论的全部意义不在于它指导绘画如何从根本上去观察和发掘变动着的生活的美，而是受着那种重实践轻理论的民族特点支配的，在大量绘画实践的基础上集中起来的‘重法轻理’的经验之谈。”

  如同匕首、投枪一样的尖锐批评，让李小山一夜成名，也让他站上了风口浪尖。他的批评者觉得，这个年轻人在哗众取宠，“他口号式的批评让人不寒而栗。”而其认同者则认为，这篇文章是“战斗檄文”，是“反传统、张扬个性、重视情感、怀疑一切、打破一切”的“85新潮”的纲领性文件，是一面旗帜。

  抨击、赞扬、争论，这些外物都没能阻止李小山，他始终走在冷眼批评的道路上——直到2013年的一次媒体采访中，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坚持，“目前，中国画的情况更加糟糕，多年前我写那篇文章时，刘海粟、程十发、黄胄、李可染、李苦禅都还健在，现在有谁敢说比他们画得好吗？”

  笃定，尖锐，李小山看似还是那个李小山，但其实，他已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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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次接受采访时，李小山总会说起一个让他“清醒”的旧事：当1985年《当代中国画之我见》发表后，名重一时的大画家刘海粟曾经这样反驳这位年轻人，“李小山有大的姿态，没有大的学问。”

  这给当时年轻气盛的李小山泼了一盆冷水，也让他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我确实底子非常薄弱。上大学前，几乎没有读过几本书。”李小山说，他跟大部分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一样，少年时缺乏阅读的机会。于是，在上大学后，李小山开始了知识上的“恶补”。

  “那时候几乎无书不读，像那时许多同代人一样，读得最多的是西方的书籍，是历史和哲学。”李小山说，这其中大多数书籍很枯燥，但他依然读下去了，“这都是前人思想的精华。读这些书，就像与前人当面交谈，向他们请教。我觉得比和现实中的人交往更切近，更有意思。”

  早在1986年，李小山就在《钟山》杂志上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而他把文学当做主攻方向，则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在阅读了大量书籍，特别是梳理了艺术史和文学史之后，他判定，只有创作，而不是理论，或者评论，才能真正有所建树——包括与西方主流文化平等对话。于是，他开始着手写作《木马史诗》，“从1992年写到1996年，写了整整5年。”

  现如今李小山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巨大的书架，上面堆满了书籍。其实，从书籍位置的摆放，就能看出李小山的价值判断。

  在书架最靠外的部分，摆放的是艺术书籍；书架中间的部分大多是跟文艺批评有关的——也有李小山自己出版的几部小说；最靠里的，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则是中外经典文学著作。

  “可以说，我在文学写作上花费了我精力中的最大部分。”李小山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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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李小山发出的声音很少。在这个人人可以开口说话的网络时代，作为昔日的檄文写作者反倒开始缄默。如今，他的批评更多针对了他自己。“知道得越多，就越感觉自己的无知。”李小山说。于是，他再次成了跟时代格格不入的人——别人高谈阔论，他内敛；人人自信过头甚至自恋，他低调；“自大和自恋是一种流行病，这种病现在已经无药可治了。另外，现在的生态环境也让人望而却步，越是脸皮厚、越是反智，越容易上位。”李小山说。

  李小山最害怕的是“平庸”，他说：“一个人总有让他害怕的事，死亡、疾病、失败、孤独、贫穷等。我最害怕平庸——我想我一生都会与平庸作斗争，然而命中注定我是无法超越平庸的。”于是，这位读高中时就出版过两本连环画的年轻人，早早对自己的绘画前途判了死刑。

  如今，他又开始审视自己的文学道路。5年写完了《木马史诗》，差不多10年写完了《作业》《有光》《箴言》组成的“当代三部曲”。李小山的小说在南京的文学圈子里很有名，人们觉得他的文字冷静、尖锐、荒诞而充满了现实意义。但他认为：“如果把参照系放低，我的作品并不差。但与我心中的目标——譬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乔伊斯等人相比，有着几辈子也填不平的差距。”

  李小山平和地说，目前他宁愿用各种繁琐的工作来抵御写作的诱惑，用高密度的俗务来填补精神的空虚——但终究，写作的瘾是要发作的，他开始酝酿新的写作计划，“我想写一本和之前不太一样的书。”

  对话

  读者的质量

  决定作家的写作取向

  读品：你怎么评价目前的文学现状？

  李小山：眼下的文学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量的扩张和质的萎缩。作家太关注创作之外的事情了，说好听一点是为读者考虑，接地气嘛。实际上，读者是虚数，永远不停地流变。我是柏拉图的读者，是庄子的读者，或是别的经典作家的读者，但不会是余秋雨、于丹的读者。你的读者是谁，直接关系到你的写作取向。早在十多年前，中国所谓主流作家，都无一例外地向后转，也就是回到了他们曾经抛弃的写实主义，开始乐此不疲地写起故事来。可是，正如索尔·贝娄的发问：在乔伊斯、卡夫卡之后，再回到19世纪之前的那种写法还有任何意义吗？

  读品：如果有一天你去一个荒岛，永远回不了家，你会带哪10本书？

  李小山：这是记者的老生常问，以前我就中过招，煞有介事地报了十本书名。其实我心里在想，一本书也不带，每天与青山蓝天为伍，到死为止，也很惬意。离开了人类，离开了社会，人只是一种生物性存在，与鸟兽一样，还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样最好。

  读品：那么你放下读书了吗？还是最近依然在阅读？

  李小山：读书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与有的人喜欢喝酒、打麻将差不多。我不喜欢泡在网络和微信上，觉得无聊。我会经常读一些以前读过的东西，算是访问老朋友吧。譬如，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我反复看了很多遍。我最近也读一些如德勒兹、阿瑟·丹托和皮埃尔·诺拉的书以及高华、杨奎松等人的书。当然也包括一些中外作家的小说作品，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