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

  1949年出生，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央视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

  3月16日，莫砺锋在南大文学院有一个讲座，讲的是“唐宋诗词”的现实意义，讲座还没开始，屋里屋外就挤满了人。

  来听讲座的，大多不是文学院的学生，这说明了莫砺锋受欢迎的程度。而莫砺锋觉得，人生应该读诗，这是一种超越。这恰恰跟当下最火的一首歌不谋而合：“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儒雅”这个词几乎是为莫砺锋量身定做的。他头发花白，戴着细边框眼镜，说话时总是不急不徐。但这种儒雅并非天成，他也曾遭遇“眼前的苟且”，你只有与他仔细交谈，才能发现他诗意人生的秘密。

  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

  读品：您1949年出生，您在小时候是如何开始自己的读书生涯的？是跟同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按部就班，还是家学渊源？

  莫砺锋：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当然与她一起经历了所有的风风雨雨。我没有什么家学渊源，我的父母都没能读完初中。不过父亲很爱读书，还无师自通地习作诗词。受父亲的影响，我自幼喜爱文学。那时家里一贫如洗，父亲硬是从牙缝里省下钱来购置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视为枕中秘宝。我当然也跟着读，从小就把两部书读得滚瓜烂熟。但当时我的人生理想是当一个优秀的工程师。1962年，读初二的我参加了全县中学生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前者名落孙山，后者却以满分获得第一名。1963年，我考进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也即名闻遐迩的“苏高中”。我在课程选择上更加偏向数理化，因为生平第一次亲手触摸到那些实验仪器，引起了对物理、化学的浓厚兴趣。至于数学，则一向是我最喜爱的课程。但是当时的高中是文理科不分班的，而且苏高中的语文老师教得相当好，老师也鼓励大家读课外书。我看到校图书馆里有数万册藏书，课外阅读的范围迅速扩展，主要是读文学作品。到高三时，我已读过两套中国文学史，一套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的，另一套是游国恩等人编的。但那时我只是把文学当作课外的阅读对象，没有想到后来研究文学竟然会成为我的终身职业。

  读品：插队时的您苦恼于无法上大学，苦恼于看不到希望，最终却从书中获得了乐趣。您能否讲述下当年的这段旧时光？

  莫砺锋：我1966年高中毕业，正巧“文革”爆发，高考被取消了。到了1968年秋天，全部“老三届”中学生都被发配去“上山下乡”，我也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知青生涯。下乡的头一两年，我对学习理科还未死心，带了一些数学书和物理书到村里，想在农闲时自学。但是两年以后，我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物理根本不可能，因为你要是不懂的话就永远不懂，既没有参考资料，也没有人指导，碰到一道坎就怎么也过不去了。于是我彻底放弃了对数理化的爱好，把有关理科的书籍全卖给了废品站，从此只读文科书了。

  我那时的读书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军人，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专门名词意味着被打入另册。虽然到了1970年左右，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但是我绝对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我既不能进大学，也不能当工人，更不可能当兵，所有离开农村的道路都行不通，连赤脚医生、代课教师也当不上。但是我还是喜欢读书，因为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很单调，很苦闷，所以总想弄点书来读读。但我只能偶然弄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农村十年，我读的书少得可怜。但是那样的读书也有个好处，凡是读过的书，基本上都读熟了。我完整地读过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一本太平天国的史料集，苏联科学院编的《欧洲哲学史》，还有一本《气象学教程》。从总体来看，我所读的书还是以文学为主，尤其是古代文学。倒不是它们的数量特别多，而是它们特别耐读，每本书的阅读时间就比较长。比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所选的作品都是百读不厌的名篇，一本书够读一两年的。我至今难忘当时借到胡云翼的《宋词选》的兴奋心情，就像饿得半死的人突然借到了几斗米一样。

  读品：当时这种毫不功利的读书，是不是最快乐的？

  莫砺锋：插队十年，青春暗淡无光，茅檐下的读书便是那段艰苦岁月中唯一的亮点。回忆往事，那段经历仍然难以忘怀。读书，尤其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读书，是人生中最愉快的生活内容。

  当时我之所以会喜欢读古典作品，真正的原因是想寻求精神上的安慰。独自到举目无亲的农村去插队，生活非常单调，心情也很苦闷。而古代文学中的好作品，多数就是抒写心中牢骚的。所以我读古人的诗词，有一种似曾相识、同病相怜的感觉，看看他们是如何度过人生中艰难困苦的阶段的，也可以受到启发。此外，古人的作品中表现出那种面对艰难困苦的洒脱和尊严也令我深受感动，虽然我不可能达到那样高的境界，但是那样的文字依然会深深地打动我。我读古人作品的时候，就像孟子所说的“尚友”古人，我会觉得古人并不那么遥远，我并不孤独，因为古人也和我有类似的遭遇，有同样的感受。我特别喜欢李后主的词：“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我插队的村子在江南，春寒料峭的时节，夜雨潇潇，我独自在茅屋底下打发长夜，深切感受到后主词的境界。虽然他是一个亡国之君，但是这种情感体验，却是和普通人相通的。王国维说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意思就是他具有一种普泛化的同情心。许多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撰写论文时往往只惦记着史实考证和理论抽绎，却忘记了涵泳体味作者渗透在文字中的情思。我觉得年轻时读书所获得的那份感动，直到现在还在起作用。

  读品：后来，您上了大学，一开始学的是外语，后来出于什么机缘开始学的中文？是因为程千帆教授？还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笼罩在一种思想解放的文学热里？或者其他原因？

  莫砺锋：1977年冬天，我在安徽泗县参加高考。第二年春天，年近而立的我进入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就读。当了十年的农民，好不容易上了大学，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没想到才读到大二第一学期，我的平静心态就被考研的事情打乱了。听说兄弟班级有几个同学要提前考研，我班的同学也撺掇我去试试。我本来绝无此念，可是风闻研究生每个月有36元助学金，比我当时领到的每月18元正好多一倍，囊中羞涩的我怦然心动。我鼓起勇气到省教育厅去查看江南地区各所大学的研究生招生目录。没想到各校英美文学专业的考试科目中都有“第二外语”这一门，而安大外语系的二外却要到三年级才开设。我被迫在其他专业中物色对象，最终确定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唐宋诗歌”专业，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导师程千帆教授是何许人也。我的五门课考得还不错，南大录取我为研究生。当年9月，我见到了白发苍苍的导师。我能遇到程先生，真是三生有缘！当年程先生考上了金陵大学的化学系，他前去报到时发现化学系的学费很贵，而中文系的学费却相当低廉，于是家境贫寒的他临时改上中文系。我在高中时也是一心想当工程师，遭遇了文革才弃理从文。更有意思的是，程先生曾在农村放牛饲鸡十八载，我也在陇亩度过了十年青春。于是当程先生偶然说到玄武湖边的一块草地够五头牛吃一天时，我从心底里觉得那是内行话。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刚直公正的品性使我深感钦佩。我与两个同学第一次到程先生家去见他，先生说当年共有四十多人报考他的研究生，许多考生事先写信来联系，还寄文章或读书笔记来请教，甚至有人带了礼物上门求见，可是我们三人连一封信也没给他写过。我以为这下要被责怪了，没想到先生微笑起来，说：“这很好！”

  读品：当时出于什么目的参加了《百家讲坛》？唐诗很美，但它毕竟是小众的东西。

  莫砺锋：2001年，我在南大的逸夫馆以《杜甫的文化意义》为题做了一个讲座，听众大多是中文系的研究生。讲完以后还有几个回合的现场问答。央视来人录了像，后来分成两讲在《百家讲坛》播出。

  到了2006年，《百家讲坛》的两位编导专程到南大来请我讲唐诗，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知道当时最走红的“百家”类节目都是以说故事为主的，即使是《论语》也不例外。唐诗中虽然也有不少故事，但唐诗的根本价值却不在那些故事。我这个人比较重情面，不好意思坚决拒绝。于是我冒冒失失地走上了《百家讲坛》。我在南京大学的讲台上已经站立二十多个春秋了，但当我踏上《百家讲坛》的时候，心里仍然有点发虚。因为我在南大讲课，无论是针对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我讲课的对象都是明确的。《百家讲坛》就不同了，它的听众身份各异，它的内容也就众口难调。央视的编导让我把听众都假设成初中文化水平，但是我并不清楚现在的初中文化水平到底如何。于是我尽可能讲得浅显易懂，尽量远离“论文腔”。当然我基本上做到了言必有据，绝无时下风行的“戏说”陋习。节目播出以后，听众的反响还算热烈。依据央视提供的现场录音和字幕底稿整理的书稿，以《莫砺锋说唐诗》的书名于2008年出版，印数多达10万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读品：现在来说，您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文学、诗歌、哲学，还是更轻松一些的东西？

  莫砺锋：我读书比较杂，当然以文学书为多，也喜欢读历史书。哲学读得很少，因为觉得难懂。

  读品：您最近读的一本书是什么？请稍微介绍一下书，还有为什么要读这本书？

  莫砺锋：我总是同时读几本书，这本读一段，那本再读一段。最近在读的有四本：一是《吕留良诗笺释》，寒假里刚读完，读后感刚刊在《中华读书报》上。二是《张耒集》，比较枯燥，是为了找材料写论文而读的。三是《绍兴十二年》，相当有趣，我读它是想对南宋文学的发生背景有更细致的了解。四是《为你，耶路撒冷》，完全是出于兴趣，没有任何功利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