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作家周洁茹,因写作《中国娃娃》《小妖的网》等年少成名。21岁-23岁两年时间内,周洁茹狂写了100多万字,一线的文学刊物都发过她的作品。许多出版社争着出她的书,出了10多本小说,还有一本散文集。周洁茹爱看张爱玲,她那句著名的“成名要趁早”,周洁茹应该深有体会。2000年9月,写作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周洁茹突然走了,离开了所有人的视线。她去了美国,自此中断写作长达十年。2009年,周洁茹回香港定居,《岛上蔷薇》就是她重拾写作后的第一部长篇,也是一部“长大版的《中国娃娃》”。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故意戏剧化的文学作品
超越不了生活本身
读品周刊:《岛上蔷薇》是你告别文坛十五年后的首部长篇小说,能谈谈你的创作初衷吗?
周洁茹:我有一个没有写完的小说《我们》,我只是想把它写下去,于是就有了这本《岛上蔷薇》。有的事情,就是隔了一百年,我也会把它做完的。
读品周刊:你的这个小说的确没有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完整故事,即使在每个章节,或者说单篇内,也没有。你对小说故事性的理解是怎样的呢?
周洁茹:我们的生活已经是一字一句的故事,微渺的故事宏大的故事,小故事大故事,故意戏剧化的文学作品都超越不了那些故事。对于我来说,生活给予我们的故事太足够了,我们为什么总想要超越我们的生活呢?
读品周刊:《岛上蔷薇》写了众多的人物,但我觉得这个主角是清晰的,就是“我”。这个小说中的“我”跟现实中的“我”有多少关联呢?
周洁茹:写作者总是有羞耻的心,并且经常会意识到这种羞耻心。作家们都不去写自己的自传肯定是因为太羞耻了。我用虚构写作来检查自己,反思自己,而不是暴露自己。
读品周刊:小说中有很多地方提到电影。你喜欢电影吗?它们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周洁茹:我后来不能够阅读,什么都不读。我多少有点焦虑,一个写作者却不阅读。一个朋友安慰我说,你不是还能看电影嘛,看电影也是阅读。从此之后,看电影成为了我理所当然的阅读,我再也不会觉得内疚了。我不挑选电影,但是我挑选看电影时候的位置,如果我没有买到最后一排中间的那个座位,我会等,有时候等着等着电影就下片了,我把它放入我的缺憾列表,表单已经很长,我的阅读列表就是由许多许多没有看就不见了的电影组成。
它肯定是会飞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飞船
读品周刊:这个问题你肯定回答过无数遍,但我还是要问一下。那就是,是什么让你在最该发力的时候离开中国,去了美国?
周洁茹:厌倦,对写作厌倦,对一切厌倦。
读品周刊:在美国的九年,你什么也没写,创作上是一片空白,出了什么状况?
周洁茹:我离开的时候,有人跟我讲,生活比写作重要,你要好好地生活。于是,我去生活了。
读品周刊:你写过一个《十年不创作谈》,可是现在你又回来了,又重新开始写作。
周洁茹:我有一个朋友说他挺喜欢我的,我说喜欢我什么,他说你的坚持。我说我坚持什么了?他说坚持十年不写作。我还听到一个人对我说,你走了为什么还要回来?我都不敢轻易地回答这些问题。我想的是,如果小龙女生了孩子,会不会有人真的痛哭流涕。我也许不记得我是怎么不写作的了,但是我清晰地记得201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有个朋友邀请我去她的有酒的派对,我涂了口红,我已经有十年没有涂口红了,下楼的电梯里,我觉得我还挺好看的,我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然后我就回来写作了。我热爱的电影《普罗米修斯》里有一个终于飞起来的工程师飞船,它已经被埋了十万年?二十万年?它肯定是会飞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飞船。
现在和过往都一直
对底层写作很有兴趣
读品周刊:你回来后有一个作品是发表在《鲤》上面,当时有人问,“小妖又回来了,而且还是跟一帮80后作家混在一起,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异类吗?”
周洁茹:混的问题,我距离1970六年,距离1980四年,我当然跟离我近的混,划分代际的人数学不好吧?把我划到七零后。
读品周刊:现在还跟80后作家一起“混”吗?
周洁茹:我不跟80后混,他们都太老了,我只跟颜值高的90后混。
读品周刊:张悦然形容你“不是一只好股票”,因为涨幅不明显,呵呵。因为她青春期关注的一些人,比如村上春树、比如莫文蔚,后来都爆红了。
周洁茹:张悦然炒股啊?她跟我都没讲过股票啊,但我一直都很相信她的眼光,她关注的人或者股票,肯定是对的。
读品周刊:有人对女人写作持怀疑态度,原因在于过分运用自恋的技巧,比如安妮宝贝,而失去女人味的写作又不太可爱,比如残雪、苏珊·桑塔格。也许杜拉斯和伍尔芙做得更好。您写作上的可能性在哪里,能谈谈吗?
周洁茹:你讲的这些作家,我都没有读过,我对不知道的东西不评价。过分自恋的男作家也不少,而且都很丑,怎么没有人怀疑他们的写作?
读品周刊:你觉得你的青春期过了吗?
周洁茹:每个健全人的青春期都是12岁到18岁吧,我们要相信科学。
读品周刊:我在网上看到你的一个短篇《做媒》,这大概是我看到的你的唯一一篇带着中年气息的作品。你现在的写作,比较关注哪些领域?
周洁茹:实际上我写了不少中年气息的作品,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我二十岁时写的一个小说《肉香》,写一个下了岗的中年妇女因为买不起肉只好去死。我现在和过往都一直对底层写作很有兴趣,我回来写作的第一个小说《201》和这个月在《十月》新发表的小说《佐敦》,都是写了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年妇女。谁说我写不好底层的,我当然也应该和可以写底层,限定我的题材,是对我的歧视。对作家自身环境和经历的怀疑,因而产生对这个作家作品的质疑,一直都是很不公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