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玮
帕慕克的新书《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讲述了一名街头“钵扎”小贩麦夫鲁特从乡村进入伊斯坦布尔，四十余年间在这座城市里的流转、人生、幻想和他朋友们的故事。
主人公麦夫鲁特，是一个沿街叫卖钵扎的街头小贩。他1957年出生于土耳其最西端的一个小村庄。十二岁，跟随父亲来到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此后几乎一直生活在这里。几十年间，他喊着“钵——扎”时，也是在对自己的回忆呼喊。从最初在城市边界处的贫民窟，到故事结束时的2012年，麦夫鲁特一家搬进了城里的公寓。最终，帕慕克完成了一幅多人视角齐齐描绘的这四十年间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生活画卷。
到《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这本小说止，帕慕克会讲故事的能力，我们已经毫不怀疑。有的小说家，希望越来越沉入抽象，反抗一直以来仍有广泛和扎实根基的讲故事的小说传统。而帕慕克，是另一类，他倒越来越像一些认定传统和经典小说写法的作家一样，故事成为了小说的首先追求。他自己也曾说：“我是一个视觉作家，而不是有着哲学信息的戏剧性作家。”兴许与此有关，他的每一本小说的体量都很丰腴。
这一次，帕慕克讲述关于“钵扎”小贩的故事，换了讲故事的花样——虽然技巧上并不难办到。他使用故事中多个人物的角度穿插，来讲述、补述同一件事，形成更完整的全景描述。它们是：不同人的角度，不同人的体验，不同人看到的事实，以及一种相对冷静的第三者叙述。在多个人物视角拼接的过程中，读者会收获一种更具参与性的拼图体验。这种多角度，与《我的名字叫红》完全不一样，那是不同人物的纵深挖掘，独立成篇。本书则是同一事件的不同截面和视角，是众多人物从不同角度开口，是弥补上帝视角的缺席，补充麦夫鲁特的故事。
如此，阅读这本小说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阅读轮换感、交替感。它既与作者使用多人物角度叙述的频繁交替有关，也与整个书流动的城市变迁感有关，还与只有在夜晚街道中挑担行走叫卖的主人公的足音有关。旧的退去，被拆除，被遗忘，新的竖起来，成为噪音，成为力量。商业的浓重气息袭来，酸奶公司启用满载玻璃罐和木箱的卡车配送酸奶，挤压一个个沿街叫卖的酸奶小贩的生意。
随着麦夫鲁特在伊斯坦布尔的生活流转，他也在多个工种之间轮换：除了大部分时间卖酸奶卖钵扎，中间也穿插过这样的行当：卖鹰嘴豆饭、小餐厅盯场子的主管、抄电表的收费员……他还在阴差阳错的爱情中流转：本来与妹妹萨米哈一见钟情，年轻时花很多时间写情书，抢亲却抢错，与姐姐拉伊哈结婚，若干年后，步入老年的麦夫鲁特与萨米哈又生活在了一起，但到最后他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是最爱逝去的妻子拉伊哈……除了麦夫鲁特本人，还有几代人之间的关系，老的进城，老的逝去，年轻的变老，强势的长辈与叛逆的子女，一代与一代之间的更替……这种流转感，如让阅读者置身时间河流，一种与变迁有关的隐约忧伤。它应该不只是常见评价中的“一个街头摊贩的爱情史诗，冒险传奇，在大城市的奋斗历程”。也是那个正在消逝中的伊斯坦布尔，也是这座废墟之城走向现代化的痕迹。
正如马尔克斯曾找寻《百年孤独》的叙述语调一样，帕慕克这次也在寻找恰当的叙述语调，既属于曾自称是“一位书卷气作家”的他，也要属于书中的麦夫鲁特。
虽然是讲一位街头小贩的生活，但因为是讲他“脑袋里的怪东西”，帕慕克可以“天真的与感伤的”并存地找到一种语调，写出这段话：“身处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可能感到孤独，但是让城市成为城市的东西，也恰恰是这种能够在人群中隐藏自己头脑里的怪念头的可能”。
■试读
1994年3月的一个漆黑夜晚，麦夫鲁特叫卖钵扎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从上面悄无声息快速垂挂下来的篮子。“卖钵扎的，卖钵扎的，两杯钵扎。”一个孩子的声音。
黑暗中篮子就像一个天使从天而降。麦夫鲁特如此惊讶,大概是因为一个早已被遗忘的习惯，伊斯坦布尔人会把系着绳子的篮子从窗口放下，从街头小贩那里买东西。麦夫鲁特一下子想起了二十五年前，他还是一个中学生，跟爸爸一起卖酸奶和钵扎的日子。他往草篮里的搪瓷罐内倒了差不多一公斤钵扎，而不是楼上孩子要的两杯。他很得意，仿佛自己跟一个天使做了交流。最近几年，麦夫鲁特有时会思考或幻想一些宗教问题。
——帕慕克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我说我许了一个愿，你想不想知道。她说不想。我说不想也得告诉你，否则将来你会怪我欺负你。我要用尽我的万种风情，让你在将来任何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内心无法安宁。她一言不发，我借着酒劲儿，说了很多漫无边际的话，其中有一句烂俗无比，我说：“我不要天上的星星，我要尘世的幸福。”
——冯唐《万物生长》
青少年对任何自己不被重视的迹象都是高度敏感的。他们知道自己在迈向成年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他们自己会感到不安、脆弱，通常还会觉得自己有一点愚蠢，因此他们更需要有信心——首先是给予他们尊重的倾听，然后是想方设法让他们确信自己是正常的。在生命的历程中，青少年时期遇到的冷嘲热讽或贬低所带来的伤害都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痊愈的。
——休·麦凯《欲望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