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

  流亡者们都丧失了家园，但其各自的家园并不彼此共通

  尽管活到20世纪80年代，马洛伊·山多尔骨子里却是一个19世纪的老派欧洲知识分子。1939年二战爆发不久，他就写下“也许，这个世界上的光就要熄灭”。1948年，马洛伊离开早已物是人非的祖国，流亡海外，就像《烛尽》中的两个主人公那样，流亡于昨日的世界。

  流亡，既有身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烛尽》中两位73岁的老友，在睽违41年后重逢，于夏夜烛光的微暗之火下，娓娓诉说各自的经历。本来么，好友重逢，总要热情寒暄、殷勤备至、无话不谈吧？但分明，又有各种机心、各种策略和各种刀光剑影在暗暗蠢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人的流亡，完全不一样，以至针尖对麦芒，若非等到万事皆休、尘埃落定，就看不太分明。

  我们且看主人亨利克将军的经历吧。他是奥匈帝国军人，帝国在一战战败解体后，他仍将1914年以前的世界，也就是贵族的秩序、荣誉与尊严，视为自己生活的核心。客人康拉德的观点则大不相同：“我的家园是加利西亚和肖邦。它们中哪个现在还存在？把我跟它们联系到一起的那条秘密纽带已经不复存在了。所有的一切都分崩离析，变成碎片。”康拉德是平民，热爱艺术和自由，所谓贵族的纪律和尊严在他并无多少意义。

  反讽的是，康拉德的艺术品位和自由主义激情与亨利克的母亲和妻子遥相呼应，尤其是与后者的暗通款曲更是毁灭了亨利克的世界；更反讽的是，这两个明争暗斗的世界——贵族的秩序与平民的自由——在一战后灰飞烟灭，到二战则其残留的那点影子都荡然无存了。

  这就是所有流亡者共同的命运：他们都丧失了家园，但其各自的家园并不彼此共通，没有一条神秘的小径可以在两者之间相连，倒有很多额外的因素从中作梗：文明、阶级、财富、性别……

  这些冲突成为马洛伊大多数小说的主题，也使其文字别具一种独白式的挽歌气质。主人公们复杂的灵魂，在马洛伊手术刀一样的笔尖下，如剥洋葱那样一层一层展现出异常丰富的质地。

  而其气质，也使作品在横跨时空的背景下与另一个世界联系起来，宕开和扩大了小说原本的物理界限。就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日后用以堆砌《百年孤独》的盛大废墟，马洛伊也建造了一座贮藏19世纪传统精神的乌托邦、伊甸园。或者我们不妨说得更精确一些——一座壮美的坟茔。

  马洛伊内心怀揣的那个大世界不止容纳所有“小我”的奔突竞逐，还有高屋建瓴的宏阔视角和深入肺腑的内心关照。读他的小说，不仅能读到时代，更能读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