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过了，该出工了。这几乎是安德门农民工市场最忙的时节，人们拖着大包小包来到这里，寻找新一年的希望。

  但有一部分人的脸上始终难觅笑意，年节时的喜庆早就不在了，焦虑和彷徨被刻在了每一个皱纹里。有老板来挑人了，头发花白的他们也冲上去，却很快被更年轻的求职者挤走，有时哪怕能挤进人群，却也往往难以被看上。

  毕竟他们已经老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已经超过4000万，比2010年增加了50.0%。而40岁以下的农民工数量却在逐年减少。

  他们曾是第一代外来务工者，曾经心怀留在城市的梦想。如今，他们可能还没攒够养老钱，却不得不面对新的困境。没有技术，力气也不如年轻人，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转型，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现代快报记者

  王煜 徐岑 项凤华

  无儿养老的“老年模特”

  漂到哪里算哪里

  刘家富：58岁 老家：四川广安

  站在安德门民工市场中间，汹涌的人潮让瘦小的刘家富显得有些不自在。刘家富身高不到一米五，因为拖着行李，他的背显得更加佝偻。

  如果仔细算来，刘家富应该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农民工。1980年，他便南下贵阳，在建筑工地上帮工程挖土。后来的三十多年间，他去过湖南、浙江，足迹踏遍南中国。“搬运工、装修工、装卸工、勤杂工。”刘家富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盘点他的打工历程。由于身高、体格的问题，他干不了重活，几十年来一直给大工打下手，收入只够自己吃饭。同时期出门打工的，有的混成了老板，有的回家娶妻生子，而刘家富却还是这么漂着，全部家当也就刚好装满一台小小的手推车。

  刘家富今年58岁，漂泊半生，他没能成家，也似乎回不去四川盆地的老家。那里的兄弟姐妹早已成家立业，与他年纪相仿的，要么在家含饴弄孙，要么趁着还能干活，跟着子女忙活。而他唯一的至亲，只剩下92岁的老母亲了。由于常年不回家，又没有手机和固定电话，母子俩几乎失联。“我两年前离家的时候妈妈身体还好，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支撑着他在外面打工的，就是钱，他需要钱来照顾老母亲以及给自己养老。

  数十年的打工生涯，让他形成了所有家当“一肩挑”的习惯。一旦有老板愿意雇用，他拖着行李就能立即上岗。几年前，他“浪”到了杭州。在一名安徽老板的推荐下，他得到了一份“美差”：为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当模特。“这份工作好，往那儿一站，不用动就能拿钱。”刘家富挺得意。

  他的鼻梁高挺，眼窝深陷，工地上的风沙在脸上切割出道道纹理，确实是油画的绝佳描摹对象。

  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这个活不好干。“时间太长了，一站就是七个小时，还要不停地换姿势。”老刘说，他常常一个人身兼多个班级的模特，这边学生下课了，那边他还要赶到下一个教室。“喏，他们经常让我摆这样的姿势。”刘家富伸出左手，轻轻托住下巴，而右腿弯曲，并向前顶，“这样一摆就是几个小时，下来走路都不会了。”刘家富不知道这种被称为“思考者”的姿势能表达出什么，也不关心这些年画过他的一拨拨学生里，哪些最终成名成家，他只知道，7个小时50元钱的报酬，是他三天的饭钱。

  当模特的活时断时续，但生活却一天不能停止。接不到活的日子，他就帮餐馆洗碗。“除了洗碗扫地，还有哪个工作对岁数没有要求？”刘家富摆了摆手。

  如今，他来到南京。白天在安德门民工市场找机会，晚上就睡在桥洞下面。年龄、体格，都成为他求职路上无法逾越的障碍。“再找不着工作，就回家吧，家里还有五六分地。”刘家富说，村里的年轻人走得差不多了，田地大多抛荒，如果回家种地，也能糊口。

  在他的脚下，一只白色塑料袋被风吹起。“我现在活得就像塑料袋一样，飘到哪里算哪里。”他忽然回过头。

  一个多月没找到工作

  他想染发“装年轻”

  李须年：60岁 老家：江苏邳州

  “老板，你招人不？”

  见到记者走近，原本蹲在路边的李须年拍了拍膝盖，直起身来。在安德门民工市场蛰伏了一个多月，他练就了一套朴素的识人法：背着大包小包的、穿着胶鞋的，抑或是四处张望的，是跟他一样的求职者；而那些衣着整齐，举止轻缓的，则多半是来招人的老板。

  在他的眼中，熙攘的人们无非分成两种：雇人的与被雇的。

  然而这一次，他“看走眼”了。当记者表明采访意图后，李须年原本吊起来的眉毛急速垂下，脸上分明有抑制不住的失落。

  “一个多月了，就是没人要我。”李须年眯着眼睛，盯着眼前来往的人流，他的面庞上布满沟壑，让人无法辨识出他是否皱着眉。他穿着一身灰色的棉衣，款式挺旧，沾着各种说不清年代的油斑，头戴一顶蓝色解放帽，鬓角露出的白发在阳光直射下闪着银光。

  老李来自邳州，今年60岁，膝下一儿一女，还有一个刚刚5岁的小孙子。在来南京之前，他在新疆做了多年的瓦工。两年前，儿子来到南京打工，他也跟着一道来了。作为一名老手艺人，李须年原本觉得，依靠自己一手修屋砌墙的活计，在南京找份工作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然而，现实却给了他迎头一击。快两年了，他几乎没有接过什么正经活，大部分时间都是蹲守在安德门民工市场，等待，继续等待。

  从心态上来说，李须年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没有特殊技能，岁数又大，“理应没人要”；而另一方面，他内心还抱着一线希望。

  由于没上过学，也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李须年守着一台水泥搅拌机，混了大半辈子。如今年纪大了，没有养老金，儿子在浦口给人当司机，自顾不暇。而在农村老家，李须年每个月能拿到109元的农保——这并不够糊口。几年前，邳州老家拆迁，李须年又成了苏北农村常见的失地农民。

  现在的李须年，说是农民却没有地，说是工人却没有社保。“儿子肯定是指望不上了，我自己得吃饭啊！”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但是李须年还是不得不每天出门干活糊口。他说，儿子现在也在南京打工，父子俩还能有个照应，如果哪天儿子走了，他也得离开南京。

  “我这个肩，两边都有拉伤，不能干重活。”老李甩着膀子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自己最想找一份保安的工作，可因为年龄问题，没有人愿意雇他。

  正说着话，一名穿着大衣的年轻人走了过来，看了一眼李须年，又匆匆走开。“很多人一看到我这个白头发，立马就走。”李须年苦笑两声，脸上的皱纹都交织到了一起。

  他将手伸进棉衣里，掏出一包红梅香烟。“这个烟四块五一包，抽着也不心疼。”老李一边撕着包装，一边转过头问记者，“你说我要不要去染个头发？”

  片刻，他又把头转了回去，往嘴里塞了一支烟，低头喃喃自语，“染头发要好多钱吧？算了。”

  正午的阳光，洒在老李的脸上，顺着烟圈的方向，招聘栏上“45周岁以下”的字样显得很是耀眼。

  6年没回家

  她说，干到70岁才敢回乡养老

  马清玉：56岁 老家：安徽颍上 丈夫早逝

  中午该吃饭的时间，56岁的马清玉还坐在石阶上，念叨着：“来晚了，来晚了，已经找不到工作了。”体能跟不上，又没有技术，上了年纪的男人尚且找不到工作，女人就更难了。

  马清玉来自安徽颍上县，20年前，丈夫生病去世，留下了一万多元的债务和4个孩子，小的才7岁。她只好出门打工。

  她已经当了20年保姆。“一开始去的是上海，每个月工资才300块。舍不得吃饭，天天到外面挖野菜，和着面就吃了。4个孩子在老家，也没人照顾。

  如今，四个孩子总算都成家立业了，马清玉反而无家可归了。“老家的房子，大儿子娶媳妇两间，小儿子两间，我这个老太就没有房子了，回家都是住大女儿家，也不太方便。”缺席的母爱，使得孩子们跟她已经无法亲近。

  她说，自己已经六年没有回老家了，在哪儿干活就住哪儿。“今年春节也是跟东家一起过的，住家保姆东家管吃管喝，也不愁什么。”而两个儿子和小女儿虽然也在南京打工，但一年都见不到几次面。“儿子从来都没见过，女儿一年还能见个两三次。”

  在南京生活5年，马清玉不是在干活，就是在安德门民工市场等着找工作。除此之外，她对南京的一切都不熟悉。“南京的公园景点，我还一个都没逛过呢！没有钱，哪有心思逛！”她说，虽然没出去逛过，但每天吃的住的穿的看到的，都跟老家不能比。

  但马清玉未来还是想回到老家养老。“金窝银窝抵不上自己的草窝，再好的家那是人家的，我们再老的家，是我们自己的。只要自己身体没有问题，最少干到70岁，攒够钱，我就回老家自己盖间房，三四十平方，够住就行了。”

  在南京安家立业后

  他依然没学会“闲着”

  刘需平：60岁 老家：宿迁

  刘需平很珍视身上的工作服。

  这是一套梅山铁矿的工作服，藏青色，上衣是夹克，下身是西裤。衣服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但洗得干干净净。戴着眼镜的刘需平背着手，挺着胸，整齐的衣着和不紧不慢的表情，处处显示着他的与众不同。今年60岁的刘需平，来自宿迁，14岁便外出打工。他建设过老区，在井冈山上背过石头；见证了特区的成长，在厦门盖过高楼，而立之年，又进入了梅山铁矿——这曾是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

  铁矿的工作，让他无需再为生计东奔西走，也让他有了在南京立足的底气。如今，刘需平儿孙满堂。子女在南京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都买房置业，安顿了下来。“刚出来打工时，根本没想过，我一个宿迁农民，现在也成为南京人了。”老刘说。

  然而，老刘终究不能把自己真当成一个城市人，他总觉得自己闲不下来，在家“宅”一天就“浑身不得劲”。在小区转悠了小半年后，他决定出来找点事做。因为不急着挣钱，所以老刘有的是时间慢慢挑。他希望找一份有双休，并且在室内的工作。

  不过，刘需平站了一个上午，也没有找到想要的工作。他有点失望，又想起了老家的十亩田。

  打工大半辈子了

  他想趁着没老，找份交社保的工作

  潘世海：48岁 老家：南通海门

  潘世海今年48岁，初中文化，老家在南通海门。年轻的时候，他也在外面打拼过。“15岁出去打工，到过山东、上海，干过装修。但在外面漂着心不安定，后来就又回到老家了。在一家玻璃厂做国际象棋，干了近20年。我老婆也在这家厂上班。”潘世海说，老婆前两年辞职了，到南京帮女儿带外孙。今年女儿打电话喊他也过来，说是一家人在一起团聚。

  说到女儿女婿，他一脸的自豪，“女儿在南京上学后，就留下来工作了，结了婚买了房。现在女儿女婿都是做软件行业的，很能干，收入不错。”他说，接到女儿的电话后，他就把原先的工作辞了。“现在住在女儿家，觉得有些无聊，想出来找份工作干干，打发时间。”

  转了半天，他应聘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月薪3000元左右，交五险。”潘世海表示，钱少点无所谓。“告诉你哦，我原先辞掉的工作，每个月有4000块。”他说，之所以辞得这么爽快，除了要跟女儿团聚，也因为这个玻璃厂是民营的，给私人老板干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交养老、医保等社保。

  “我现在距离60岁退休年龄还有12年，物业公司说，到他们那儿干，社保交满12年，再往后延交几年，就可以拿到养老金了。还有医保，生病治疗也有保障。”潘世海很心动，言语里充满对未来的信心。

  数据概况

  南京171万民工老龄化加剧

  经济转型打工越来越难

  来自南京市人社局就管中心的数据，目前南京有171万民工，其中来自南京本地的有70万，100万都是外来民工。虽然民工来自五湖四海，但到南京来打工的，以苏北的最多，其次是安徽、江西。而这些民工中，老年“民工”越来越多。在安德门民工市场尤其突出。

  “年轻一代的民工，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能找到工作，而老一代民工只认识民工市场，只相信用与人直接交流的方式来找工作。所以我们市场现在也步入‘老龄化’了。”一位在民工市场十多年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也使得招聘呈现出一种矛盾的情况。

  十年前，要招一名服务员，年龄必须在28岁及以下，年纪大的一概不要。而现在，招聘的年龄已经放宽到45周岁以下了。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发展，劳动合同越来越健全，以前民工干活没有年龄上限，能干就行，现在基本上55岁以上就找不到工作了。“民工年龄在增大，企业招不到人只能放宽年龄限制，但同时法律又规定了60岁退休年龄，企业怕承担麻烦，又卡住了上限。”

  而近几年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传统行业收缩转型，没有技能的民工，特别是大龄民工找工作越来越困难。他表示，从市场的情况来看，50岁以上的民工只能干打扫、绿化、保姆等工种了。

  几乎没有农民工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他们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要说是农民，他们已经没有了土地；要说是工人，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得到了社会保险。当他们老了，这个问题终于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