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不平等条约被废除；蒋介石写作并发表了《中国之命运》后参加了开罗会议；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历史性的演说；河南遭遇了灾难性的饥荒……

  通货膨胀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重庆市民1943年日常生活状况的一个窗口。通货膨胀无处不在，尽管对各阶层人们的影响不尽相同。在重庆生活的人们共同经历了大轰炸，但是轰炸仅限于夏天而且次数在1940年之后锐减。当时人们面对防空警报已经习以为常，能冷静地跑到防空洞里，伤亡人数也很少。日本对重庆的轰炸在1943年8月后就结束了，但是通货膨胀却没有停止：1943年的物价以每月10%的速度持续上涨。不管是购买粮油、车票，还是一顶新帽子，上涨的物价都是生活的现实处境。1943年1月，据重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称：“通货膨胀的问题比战争还严重。”通过研究人们在通货膨胀下的经历揭示了大多数老百姓遭受的苦难，同时也凸显出政府在为人民提供最基本生存保障方面的失败。

  作为战时陪都，重庆是中国国民党的大本营。但是国民党政府并不是重庆接纳的唯一逃亡者：重庆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中国各地的逃难者。人们逃往重庆是因为他们把这里看作抗日的象征和国家的希望，正如老舍在1942年的戏剧《谁先到了重庆》中表达的那样：主人公们试图逃离沦陷的北平，投奔重庆。在剧终，重庆似乎取代了天堂，正如将死的吴凤鸣最后说的：“还是我先到了重庆。”

  战时重庆80%的人口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逃难者。重庆这个容纳了上海人、广东人、北方人以及其他地区居民的大熔炉俨然成了中国的缩影。

  重庆并不是唯一经历通货膨胀之痛的城市，甚至也不是最严

  重的。但是由于重庆挤满了全国各地的战时逃难者，随着他们在战后返回家乡，痛苦的记忆也传遍了全国。而且正因为重庆是陪都，人们对政府没能控制通货膨胀就更加难以原谅。

  尽管二战时期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不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但是它却满足经济学家眼中恶性通货膨胀的两个条件：第一，通货膨胀的长期程度，即保持5年以上超过20%的年通胀率；第二，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即通货膨胀期间1-2年（或更长）的年通胀率达到80%-100%（甚至更高）。事实上，从1939年至1945年，连续7年重庆的通胀率都在100%以上。

  关于通货膨胀研究最充分的案例是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后者的通货膨胀通常与政治不稳定和纳粹的兴起相关联。尽管德国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始终经历通货膨胀，但是最严重的情况直到1922年至1923年才出现，通胀率达到每月300%以上。魏玛共和国的例子说明，通货膨胀通常（但并非总是）和战争有关，而且并不一定都是坏事。研究一战德国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通货膨胀对于战后德国利大于弊，例如吸收战争消耗、抚恤遗孀，等等；在1922年通胀率急剧上升以前，通货膨胀并未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上世纪40年代初，美国的年通胀率约为9.6%；整个战争期间商品批发价格上涨了70%。美国政府通过债务支出而非征税来维持战争开销，利用价格措施和配给制度来控制通货膨胀。与此相对的是，英国在凯恩斯的建议下，采取高税率、强制储蓄和限价措施来应对战争花费和通货膨胀。结果英国的通胀率维持在每年4.4%，而且生活成本在1939年至1945年只上涨了28.4%。纳粹德国在1939年至1943年物价只上涨了10%，代价是大多数日常消费品短缺；低通货膨胀率是通过实行严格的食物和消费品配给实现的。

  与战时欧洲和美国相比，1937年至1945年重庆平均年通胀率高达150%以上；1945年的物价水平超过战前（1937年）2000倍以上。重庆平均每个月的物价涨幅已经达到了美国每年的通胀率（甚至更高）。

  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国民政府于1942年秋季公布了《限制物价办法》并于1943年1月15日正式执行，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件大事，但跟之后在这一年发生的其他事相比，它对历史产生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