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2016年春节渐行渐远的时候，一幅画面击中了无数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成都邛崃临济镇瑞林村，小峰追着即将返城务工的母亲植红玉，哭喊着“你们不能这样对我”。记者吴小川用手机定格了画面。“被撕裂的母爱，被撕裂的乡愁”，《华西都市报》的报道引人思索解题之策。

  现代快报观察员 伍里川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追着大巴车跑，爸妈上车就不敢往后看，怕忍不住

  “刻”在留守儿童身上的爱与哀愁

  相关媒体的报道还原了一个母亲的艰难与努力。这对于消解人们的误解很有帮助。

  那年，怀着城市梦，小峰的妈妈植红玉来到成都，在多家报社的发行公司辗转。植红玉曾经买来一块布，做成襁褓，把小峰裹起来，把襁褓缠在身上，放在胸前……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抱着报纸，爬楼、投送、爬楼、投送、爬楼、投送。到了小峰读小学的年龄时，由于小峰是非婚生育，连户口都没有，植红玉决定把他送回邛崃读书……

  每一个留守儿童的身上，都“刻”满了爱与哀愁。当我们的眼光在小峰们的身上停留的时候，也是撕开一个个留守家庭伤口的时候。

  “作为一个从7岁就开始留守的我来说，这种感觉真的很难受，哪怕已经高三了，每次父母走的时候都还会难过好几天！”网友“鹿痴M鹿”说。

  目前公布的我国有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由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推算得出，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占全国儿童的21.88%，即全国每5个孩子中，就有1个农村留守儿童。

  南师大社会发展学院吴亦明教授昨天在接受现代快报观察员采访时表示，现在可谓有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三留守”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

  小峰的哭喊画面，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审视乡村悲欢的窗口。

  留守儿童的痛也是我们的痛

  “孩子在孤独中长大，父母在孤独中老去。”网友“温柔地扁我”的话，道出了一种永恒的痛点。

  网友“阿龟别闹”的话则让人觉察到一种不安：前几年哭得撕心裂肺，后来站在楼上望他们背影默默哭，再后来躲在被窝流一滴泪，快成年的前几年看得很淡。成年后觉得离开便离开……现在闲时看心理书籍解决童年留下的心理问题……

  资料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高达57.14%，且父母打工年限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

  有人说，留守儿童是被父母抛弃了。在一篇题为《施虐留学生与留守儿童，都是被舍弃的孩子》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表述：不管我们的社会存在多大的贫富鸿沟，在对孩子的不负责任上，穷人富者却出现了可悲的一致。“穷爸爸”屈从于生存哲学，“富爸爸”屈从于成功学，只是，他们的眼中都没有孩子。

  然而，母子连心，怎会舍得丢下幼小的孩子？哪个父母不想和自己的儿女团聚，享受天伦之乐？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追着大巴车跑，爸妈上车就不敢往后看，怕忍不住。长大后听爸爸说，他和妈妈每次过完年进城，都是在车上哭得稀里哗啦，但是迫于生活，没办法……”一名网友这样为父母“开脱”。

  “我们并不能将留守儿童的问题怪罪于这些劳动力个体和家庭，责怪他们没有尽到责任。就算劳动力带着小孩进城，城市也未必能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吴亦明教授向现代快报观察员提出这样的观点。

  吴亦明教授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农村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儿童、老人等群体留在家中，这是逼不得已的理性选择。

  我们希望拿出一剂彻底治愈病痛的药。但迁怒和怪罪不是办法。

  但也必须承认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相当严峻。“亲情缺失是留守儿童的致命伤，而对儿童是否友好是检验一个地方或国家是否文明的重要标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这样说。

  江苏省委党校副教授刘青在接受现代快报观察员采访时也说，“留守儿童的痛固然是社会转型的副作用，是许多家庭、父母、子女的痛，也是社会的痛、政府的痛。”

  视点

  国家层面给出路径

  农民工可以“回到故乡”

  如果小峰的妈妈能够在家乡或者“最近处”打工，是不是就能基本解决问题？这样的思考并非无意义。更多“向东”出发的乡村劳动力走得比小峰的妈妈更远。

  2016年新年后第一个工作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下简称“意见”）公布，国家层面对留守儿童问题予以高度关注，这并不多见。

  《意见》明确指出，要为农民工家庭提供更多帮扶支持，引导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从源头上逐步减少留守儿童。

  吴亦明的观点，与这一要求比较一致：东西部平衡发展很重要，应该做到劳动力不用到东部沿海地区，也可以在本地就能得到较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发展空间。

  “东部有适当的责任将巨大的财富返还给中西部地区，让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小。”吴亦明说。

  有文章称，“留守儿童问题别总盯在体制上”。在许多贫困地区、落后地区,许多父母就是“只生不养”。

  民政部副部长邹铭19日表示，个别“只生不养”的留守儿童父母可能面临多种处罚。

  显然，民政部并不认为许多父母“只生不养”。“只生不养”不仅仅是道德败坏的结果。解决贫困问题、扭转发展不均衡局面，责无旁贷。

  刘青认为，在转型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公共资源的倾斜投入，通过教育机会、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以及通过公共资源收买社会服务，来综合性、系统性解决留守儿童及其亲人的生存质量与生活水准。

  “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体制，但如果是体制问题，就一定要从体制上解决。”吴亦明强调，需要从制度设计上，特别是转型的问题上，加以反思和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