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再一次在春节期间完成了一次橱窗秀，只是这一次，唏嘘声盖过了掌声。

  从春节前的几篇博士“回乡记”，再到真假莫辨的江西农村饭桌照片，在这个春节长假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刷屏，而期间蔓延着的是对“农村凋敝”和“故乡沦陷”的悲叹。

  我们幻想过N种回到故乡的可能性，只是都没有春节的这一张饭桌照来得粗暴和直接，它似乎在一秒钟里，就宣告了故乡的死亡。

  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正在放大我们对于农村的种种“不满”，但事实上，因为网络，我们也越加看不清时下的中国农村，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像学者吴强所说的那样，“一张昏暗的饭桌背后，仅仅是一个不堪的农村现状吗？”

  现代快报记者 陶魏斌

  失落的这些年

  中国的农村从来没有在推动社会的进程中隐藏过自己，最近的一次是1978年。

  有些故事注定要被描述无数次，但即使如此，人们也不会觉得厌烦。发生在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

  农闲、缺粮、心慌的小岗村生产队的18户人家，聚集在一间草屋中，开始密谋一件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同时无意间传遍整个中国的事。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签下生死状的农民们开创了“包干到户”的新的生产方式，小岗村和这几个大胆的农民成为了改革的一面旗帜，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行动甚至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只是这样的场景更多的像是灵光一现，随后农村在以城市化为特征的这一轮发展中，渐渐成为了失落者。

  早先的所谓社办企业、乡镇企业，还没红火多久，就因为体制、技术和人才等种种问题，逐渐衰败，成为了连经济学者都懒得去仔细解剖的历史名词。

  在过去的20年里，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城市化进程，吸引了原本面朝黄土的农民，洗脚上田，成为了进城的产业工人，在换回微薄的酬劳同时，却付出了无暇建设祖祖辈辈生存的农村的代价。

  “城市化的发展，就像是一个赛道，在市场竞争中，有些群体胜出，有些群体则必然失败。”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发展中心副主任、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徐琴说，显然，农民正在成为这场比赛的失意者。

  礼俗秩序的忽略

  学者们面对故乡的消失，感叹最多的无疑是乡村礼俗秩序的消失。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指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而围绕这一人际关系格局，衍生出的一系列礼节和习俗，建构出了农耕时代的乡村社会图景。

  而随着时代变迁，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对农耕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原有的礼俗秩序正在逐渐发生变化，而有的甚至接近消失。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杨仁旺在最近的一篇“回乡记”中写道，“按照习俗，每年清明和年底，晚辈都要到先人坟前祭拜，供上各种祭品，给坟头铺上新土，再烧些纸钱，以寄托哀思。整个过程还是很讲究的，点几根蜡烛、烧几根香、祭品供上的次序、祭品如何摆放、铺土时的说辞、纸钱烧多少、烧完后如何祭酒，等等，有一系列的要求。由于吾乡地处山区，先人逝后一般都葬于山上，如不坚持每年祭扫，坟墓过不了几年就会被灌木和杂草淹没。由于父亲的坚持，祖辈的坟茔依旧完好，每年的祭祖仪式，维系着血缘纽带连接的这份脉脉温情。然而不远处的一些坟头，却因后人外出打工、疏于祭扫而几近淹没于草木之中。血脉亲情的疏离将随着城镇化进程而加剧，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县城或镇上购置房产，几代之后，晚辈们可能连先人托骨何处都不得而知了。”

  同样的场景，我们这次众筹的写作者“石头”也写到，“沿袭了若干个世纪的祖宗崇拜，到今天就只剩下这点念头了。原先徒步一两里去墓田，有一种朝圣的仪式感，现在都开着车速去速回，挂一串鞭炮，烧一刀纸钱，念叨一句请老妈老爷的套话，几近于一种敷衍。”

  这样的场景在中国的农村频繁上演，一些农村旧有的礼俗正在逐渐被忽略，年轻的一代对于继承祖辈的这些习俗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已经成为了一个聚少离多的场地，人们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实践这些礼俗以至于渐渐荒废，另一方面年轻人他们接受的知识和生活方式，已经让他们不太乐意去照搬上一辈人的这些习俗。

  消失的村庄

  当然，对于那些研究经济的学者来说，农村存在的最大问题可能是劳动力的逐渐消失。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成为了城市的新市民，而他们原来的身份则是农民。

  “我们的农村正在分化，有一些农村最后消失完全也是有可能的。”徐琴在和现代快报记者交流中说。

  而在东部沿海的一些城市，随着城市规模的逐渐扩大，农村也正在被城市吸附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作为印证的是，在江浙很多地方，当你身处一个繁荣的城市景象之中时，你会难以置信身边的人告诉你现在所处的是某某村——这个时候，村落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地名，它所呈现的和所涵盖的内核，和城市已经无异。

  我们的另一位众筹作者在描述自己地处西南的农村时，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镇北的荒地已经被改建成了一座大的民族体育广场，2015年的山歌节就在那里举行。某天晚上和妈妈一起去那里散步，气势恢宏。我们家楼下新修了一个电影院，就在原来我们县城老电影院的旧址上。虽然厅很少，但单论效果的话，一点也不比外面的影院差。”

  如果说村庄是一个符号，那么由此带来的村民和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则对村庄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这么多年，进城打工的农民已经从一代，变成了“二代”，现在的农村90后，甚至00后已经无意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已经和城市生活没有多大区别。学者黄灯在她的文章中，就描述了自己那位智能手机永远是最新潮的但却没有一分存款的年轻侄子。

  逃离农村

  对于逃离农村，另一位作者马建红写道：人们逃离乡村的方式，无非两种，一种是通过考学，一种是外出务工。考学使精英逃离，务工则使青壮逃离，二者的合力加速了乡村的衰落。在户籍管控严格的年代，人们走出乡村、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式只有考学一种。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锄禾日当午”是没有丁点儿“诗意”的。有位朋友曾经讲过他自己的故事，说他正在地里锄草的时候，得到让他去拿录取通知书的消息，他随即把锄头一扔，兴奋地跑到地头，连声喊着“到头了，到头了”，颇有点儿范进中举后的“范儿”。这是一种摆脱乡村生活的真正

  意义上的“如释重负”。以这种心态出走乡村的农家子弟，几乎没有回归的。考学出来的人会在城市里安家，会让自己的二代或者三代变成地道的城里人，逢年过节时回“老家”看看，煞有介事地感怀一下儿时旧梦，与父辈亲朋短暂的聚首后，便是匆匆的长久的别离。这也是春节期间各种有关乡村热帖出现的原因。所谓的城里人，“追溯三代以上其实都是农民”，这话是不错的。在这一庞大的人群中，年长的或已功成名就，年轻的则如江西男一样正在奋斗中，共同点只有一个，就是都已成功地逃离了农村。

  在《中国绅士》一书中，费先生曾言及中国有“叶落归根”的传统，他认为这有助于保持农村人口的较高质量，因为“跳了龙门的人并不忘记他们的故乡，至少当老了的时候，他们会回来，并尽最大努力，利用在外面得到的特权和好处为家乡谋利。”而这些有能力的人不会永远离开他们的“草根”，“结果不仅是知识分子享受了农村生活，而且也鼓励了同一地方的其他人。”然而，就在费先生写作此书的时代，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现时出身农家在外求学的人并没有回乡发挥作用”，这不仅是由于他们不愿回去，而且是他们已“回不去了”。在他们离家时，父母、兄弟和亲戚“不惜卖地和借钱”帮助他们实现进城的梦，从学院毕业时，他们却切断了和家乡的联系，“在现代大学里，学生学到了西方科学和技术，而且也习惯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体系，这是完全不同于乡下的。”而在家乡，也无法提供一个适合的工作，让学生们应用所学的知识，因为“中国的大学不是为在农村工作的人准备的。他在大学里学到的是从外国输入的一般性知识”。由此而造成的结果是农村不断地派出她的孩子，又不断地丧失了金钱和人才。

  “这其实是农村自然进化的一个过程，我们并不需要过多地去担忧。”在和一些学者的接触中，也有一些人对乡村更多的强调是全面。

  农村的出路

  中国农村的问题，总是离不开发展。

  不过，学者吴强却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

  1905年德国出版了《主妇作为家庭医生》，这本家庭卫生手册在20世纪初反复重印，发行多达100万本，风靡20世纪上半叶。虽然无可否认的是，这种洁净观念被后来的纳粹利用来进行种族清洗，但是，也赋予了德国妇女通过家庭卫生角色提升女性家庭与社会地位的权利，也由此建立了一个中产阶级的平均卫生－生活方式标准，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城乡差异，并帮助了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建立。中产－平均生活方式与民族认同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

  吴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些二战回忆录也证实了德国卫生的进步。1945年初，当美军第82空降师夺取雷马根大桥进入德国本土之后，美国士兵们惊讶地发现，德国乡村农舍都已经普遍使用了抽水马桶，远超当时美国农村的卫生水平。而当他们进入科隆时，更惊讶了，城市虽然被炸成废墟，但是街道清理得干干净净，市民们仍然保持体面的穿着，沉稳有序。日本战后的情形也惊人相似，给占领军留下深刻印象，卫生与社会秩序、国民行止息息相关。

  “只有拥有平等消费者主权和公民权、具备卫生纽带的工业体系，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内需市场、弥合城乡间的巨大‘封建’差异。”吴强说。

  显然，延续了上千年的农耕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支离破碎，不仅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剧变，植根于农业文明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也面临重构，这一切来得太快，变得太剧烈，出现价值紊乱和社会失序也许是必然的。

  西方发达国家用几百年走完了工业化之路，各种矛盾逐渐释放，逐步摸索出解决之道，而中国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独特格局之下，仅仅用数十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之路，我们遇到的问题、矛盾和冲突，社会遭受的巨大冲击，自然是集中涌现的。

  这些难题，西方国家可以借助时间的力量来慢慢化解，而我们却不得不集中面对，也许这就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借鉴前人经验以获得迅速发展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吧。

  对话

  徐琴：

  农村正在经历结构性的重组

  现代快报：今年春节期间各类“回乡记”在网络空间被“刷屏”传播，这背后是否和过去一年的社会经济变化有关？

  徐琴：有一定的影响，但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因为各类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兴起，让更多的人主动发声了，以前农村、乡村的情况，大家可能都看到了，但未必会主动到网络上传播，但现在不一样了，移动互联网让各种声音和情绪传播和蔓延得更快了。

  现代快报：我看您也写了几篇“回乡记”，能说说您的初衷吗？

  徐琴：事实上，我写的白描式的“回乡记”是我很多年社会观察的积累。我之所以花时间去写这些回乡记，是因为我觉得，回乡记的刷屏，表明人们非常关注城市化背景下的大转型和大变革，及其对农村、对农民，以及对整个社会结构和运行状态带来的冲击，和在这股巨浪冲击下乡村和农民未来的走向和归宿；表明人们对乡村、对百姓，特别是底层农民和弱势群体怀有真挚的关切；也表明大家都在思考，如何使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阶层共同改善、共同发展成为可能？是否能够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以避免差距的扩大、弱者的受损、底层的扩大和一些地区乡村的凋零？作为一名社会学者，我也愿意参与这样的讨论。

  现代快报：您如何看网上流传比较广的那几篇“回乡记”？

  徐琴：就精英团体而言，观察农民的生存状态，解释农民的心理状态，已经形成了两大截然相反的视角：一是学界精英的问题意识视角，更多地看到并呈现农民的悲苦、乡村的衰败，比如《梁庄在中国》，比如微信圈狂转的博士回乡记等等；二是比较“正能量”的视角，更多地选择各种成功的标杆和纵向的巨大改善案例。二者分野明显。个人以为，真正的民生关怀、寻找破解困境之道，既不能单一地呈现悲苦；也不能漠视底层民众与弱势群体的困境以及部分乡村衰败的实况。我们需要更全面地观察、理性地思考并探寻务实的解决方案，以引导积极的公共政策的形成。

  现代快报：您前面也谈到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大转型和大变革，我们的农村是否在这场变革中被甩了出去？

  徐琴：我只能说，农村正在被“分化”。这是一种历史变化的进程，有的村庄必然会面临凋敝，直至最后消失，而有的农村会成为新式的、契合这个时代文明特征的“新农村”，这里面，我们对于“农村”的概念和内涵，也应该是与时俱进地去理解。

  我们经常羡慕欧洲的城乡一体化，在欧洲的一些富裕国家，农村和城市只是生活方式的不同，但居住其中的人的生活水平、获得感也好，体验也好，幸福感也好，现代化程度也好，其实与城市居民并无实质差别，这才是城乡一体化的真正本质。

  现代快报：在您的观察中，我们现在的农村遇到了什么问题？有什么解决之道？

  徐琴：很多时候，政策的制定者，或者说社会的观察者，应该理解我们的农村存在差异，中国实在太大了，永远不可能用一个模式去描述和定性，但是我们要做的是避免差距的极度扩大。所以，我们在农村问题上，一定要遵循发展的自然规律，遵循市场化、产业化、城镇化的内在规律，探求弥补市场失灵、抑制不平等、提高共享水平的公共政策，尽量减少一些农村地区在分化过程中出现的阵痛。

  现代快报：在您的观察中，有没有看到可以值得推荐的发展方式？

  徐琴：我在一些地区，确实看到了某种持续改善的可能性。例如，在东部省份的那些不热衷城镇化大推进的地区，在那些城市化进程相对自然平和的地区，农民在根据自己对市场的判断和对城市机会的把握，大多数人的收入在增加、生活在改善、保障水平在提高；当他们没有在短时间内因种种外力“被上楼”时，他们就可能与渐进的城镇化进程的节奏相吻合，自主地加入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城镇化、并最终实现“自主市民化”，他们的获得感就在增强。

  当然，对于整个中国而言，这样的乡村还太少；对于整个农民群体而言，真正能够走出底层、能够实现自主市民化的还远远不够；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社会痛点。所以，我们的公共政策需要始终致力于农村和农民的持续改善。

  人们逃离乡村的方式，无非两种，一种是通过考学，一种是外出务工

  考学使精英逃离，务工则使青壮逃离，二者的合力加速了乡村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