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红雪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写过一本谈论小说的小书，《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里面有句话是这样的：“我们完全忘记作家存在之时，正是他在文本中绝对在场的时刻。”对于一部小说来说，即使我们知道作家与叙事者之间存在着各种错纵复杂的关系，帕慕克的这句话仍然不太好理解。由此，我们想提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来理解作者（作家）的角色？这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在这篇小文中，只能作简单的说明。

  一般说来，读小说时，我们如果能意识到作家的存在，大概是指作家直接跳出来对于他所描写的人物或事件发表评论，这一点比较好理解，雨果那个时代的欧洲浪漫主义小说家经常这么干。我们大概也都听说过“上帝的视角”这回事，即作家就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而小说如果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作为叙述者的“我”就不会这么高能了。德国大戏剧家布莱希特所提倡的“间离”理论，为的就是让观众时刻意识到这是剧作家所创作的一出戏，观众在看的是一出戏，而不是真实发生的一段生活。反之，“我们完全忘记作家存在之时”，即是指我们被作家的描写与叙述完全抓住，我们完全陷入小说的情节与世界之中，感受着小说中人物的感受。但帕慕克为什么说这种时候作家却是在小说（文本）中绝对在场呢?

  法国20世纪最伟大的文人瓦莱里在评论绘画时说过，“画家提供他的身体”。同样，帕慕克所说的作家在文本中绝对在场之时，就是指作家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创作的世界里，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作品里的每一个人，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也不管是上尉法官乞丐教师，作家甚至成为作品里的一只鹦鹉、一只乌鸦、一辆马车、一块石头、一座房子。这时的作家，动用了自己所有的认知与感觉及对自己所创作的世界的全部情感与理解。如果用柏拉图的说法，就是这时候的作家成了被上帝灵感附体的诗人，成了“上帝”控制的一部机器，而非日常生活中可以跟我们一起喝酒撸串谈女人（或男人）的那个作家。

  所以，作家（至少）有双重化身，这也是很多作家或批评家的共识。加拿大文学大咖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谈论写作的小书《与死者协商》中，写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住在出租房里的男人偷看另一个年轻的女房客，发现她是个外星人，每晚下班回来后就脱光衣服躺在地上，跟一个扁扁的人形皮囊头对头，皮囊就会像灌了水的气球一样鼓起来变成一个女人，她会把新空出来的这个皮囊卷起来收好，每晚如此。偷看的这个人很好奇，有一次趁女子不在，就把皮囊偷走，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事，结果女子回来找不到皮囊，很着急，但也只能绝望地等待，不久整个人就燃烧起来，化为灰烬。阿特伍德用这个故事说作家身上的这双重化身，每一个都离不开对方，每一个都是打开另一个的钥匙。这其实也是刚刚去世的意大利符号学家、作家，《玫瑰之名》的作者安伯托·艾柯所区分的模范作者和经验作者。

  阿特伍德还引述过一个火星人的故事：一对夫妇失了幼子，心里极是痛切思念，某天半夜有人敲门，然后他们就看到一个很像他们孩子的男孩站在他们的院子里，夫妇俩就收养了这个男孩，心里很是安慰。但这男孩其实是个火星人，周围有谁想念自己死去的亲人，他就会化为那个亲人到他家里，而谁思念得更强烈，他就会化成那个被思念的对象。结果他就逃，人们就追。后来火星人被人群围困，脸上飞掠过一张张脸，他随着人们的心意变形，最后倒地死去，只剩下一摊无法分辨的各种特征。

  所以，我们在阅读小说时，其实不要问作家去哪里了。他已经被我们各种各样的心意融化得无法分辨了。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实也就是，一千人没有哈姆雷特。

  ■试读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波兰]切·米沃什《礼物》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王小波《黄金时代》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木心《从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