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反清革命领袖中有一半是湖南人，同盟会中湖南籍成员最多，而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政治局的成员则有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湖南所产生的改革者、军官、革命家之多，居中国诸省之冠。

  通过拼接近代湖南人群体的精神路线图，裴士锋相信，屈原当是近代湖南人极易追溯的第一个精神高地。不过，屈原更大程度上只是为湖南人提供了精神地标的象征意义，真正激励湖南人奋勇实践、克难奋进的，当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王夫之。

  屈原与王夫之，二者均具有抵抗特质。前者以最为激烈的方式纵身跳进滚滚的汩罗江，后者则是在反清复明的行动努力失败后，退隐乡野，以潜心学究的方式，图谋拓展反清复明的精神纵深及外沿。从屈原身上，湖南人读到的更多是抵抗。王夫之则除了抵抗，还包括对汉族的深深忧思，这种从忧思出发的精神有效结合了他反清复明的行为实践，因此，对湖南人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引意义。

  虽然近代湖南人的精神图谱总体上以抗争为主基调，但又发展出这么两个明显区别的不同向度：一是崇尚激进刚烈抵抗的方式，哪怕视死如归、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比如谭嗣同、唐才常、杨毓麟、黄兴、蔡锷等人；二是既充分吸取王夫之的抗争精神内涵，又能有效结合时势对抗争精神进行适当改造，比如曾国藩、左宗堂、杨度，尤以有过外交经历，有一定国际视野的郭嵩涛改造为最力。

  虽然认为清廷的确无能，但“郭嵩涛不主张革命”，这一点与王夫之的抵抗出发点显然有着天壤之别。尤其是，在亲身体验英国工业革命的伟大成果回到家乡后，郭嵩涛立即深陷两难困境，一方面渴望迅速传播西方发达工业文明，造福于乡亲；另一方面又不被乡亲士绅认同，处处受阻。对郭嵩涛而言，弘扬王夫之精神显然是一个极佳的切入口。在郭嵩涛看来，家乡精英阶层即便对他郭嵩涛再如何心存不满，在弘扬王夫之精神方面应该还是可以找到不少共同语言的。郭嵩涛显然太过乐观，他所倡导的那些理念直到百年后才真正为人们所重视。

  毫无疑问，自太平天国以来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几乎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抵抗为近代湖南人提供了形形色色革命的精神动力，这是近代湖南人不变的精神内核。正是因为近代湖南人抵抗精神与现实形势频繁结合，才有效助推了历史进步。

  毕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除了近代湖南人，其他地方的许多精英亦在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只有当近代湖南人精神与其他地方的大多精英的奋斗方向一致时，其产生的聚合力量才足以推动历史的车轮破难前行。

  历史似乎给近代湖南人开了一个玩笑——近代湖南人前仆后继致力推翻的满清政府，最后没有按照他们设想的脚本覆灭，而是在一座叫武昌的城市，因为一起意外事件引发的革命才得以退出历史舞台。这或许表明，湖南人精神的确很重要，但并非推动近代中国历史的唯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