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

  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著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现代中国的起源》等专著。

  孔飞力去世的消息有点姗姗来迟。2月15日，国内从汉学家魏希德的推特上得到了这一消息，而孔飞力是2月11日去世的。

  也许有人想到了，但是更多的人没有料到一位汉学家的去世会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响。短短一周，无论是舆论，还是知识界，孔飞力几乎成了最热的名字。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继费正清之后，研究中国历史最卓越的西方人。

  他的著作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在学界和公众面前，尤其是那本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风行海峡两岸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叫魂》是孔飞力1990年写就的，26年过去，它已经成为一本研究中国历史的经典著作，不仅如此，它的影响力已经跨越学界，进入公众视野，是一本名副其实的畅销书。

  现代快报记者 倪宁宁

  叫魂

  让庞大的帝国狼狈不堪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中华大地上盘桓。”

  这是《叫魂》全书的开卷之言，而在这之后，孔飞力洋洋洒洒几十万字，详细叙述和分析了在当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让中国人感到恐惧、惶惶不可终日的盛世妖术。

  这一年的3月，在浙江德清，有人找到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当时他正在修建一座坍塌的桥梁，来人请求他把写有自己仇人名字的纸条打进桥桩。按照民间的说法，这是一种叫魂的手法，也就是通过大锤对纸条的打击，可以窃取写在纸条上的人的灵魂。所谓魂飞魄散，丢了魂的人会立即死去。而叫魂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除了名字，还可以通过受害者的毛发和衣服，偷取他的灵魂，让他死去。

  这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因为害怕惹祸上身，便把来人捉住报了官。照理说，这件事也就了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对叫魂的恐惧，很快走出德清，进入萧山、杭州，然后沿着运河和长江一路北上和西行，在这一年的春天到秋天大半年里，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按照《叫魂》的译者陈兼和刘昶的总结，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

  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

  而令人啼笑皆非，也很值得思考的是，这一切举一国之力的动作，不过是一场空。两位译者在译后记中写道：到了这年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孔飞力用一本不算厚的《叫魂》，把看上去坚不可摧的乾隆盛世的魂，给叫了出来——这个广袤的帝国并不牢靠，一个谣言，便能让它狼奔豕突，狼狈不堪。

  小切口揭示

  皇权与官僚权力的博弈

  叫魂，对中国的史学家来说并不陌生。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良玉介绍说，这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民俗性活动。不仅是古代，就是在现代的一些乡村，也有类似的习俗还保留着。比如，在造房子上梁时会在房梁上贴许多红纸，给木匠塞烟塞钱，潜意识里他们是害怕木匠会做一些类似叫魂的不利于主人的手脚。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齐春风介绍，1929年，修建中山陵的时候，南京就发生过老百姓围打乞丐的事件，他们害怕乞丐们捉了小孩子的魂去殉葬。而在写这本书之前，孔飞力对叫魂一无所知。

  1984年，孔飞力来到北京，一头扎进故宫里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接受访谈时，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叫魂”这个词。“我当时的研究课题和叫魂没关系，乾隆只是我要考察的对象之一。当年，我对中国官僚体制以及内部运行方式知道得很少。叫魂案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的材料比较完整，从开始到结束的档案，包括很小的细节都有，这是一个理想案例，非常值得研究。”

  孔飞力找到了原始档案，为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当然，同样的材料，也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方法。李良玉说，经过孔飞力的解读，写出了具有独特学术眼光的史学著作，“叫魂只是一个切口，他想了解的是叫魂背后的历史意蕴，他想揭示的是一个处于鼎盛期的封建王朝皇权和官权的博弈关系。”在李良玉看来，这正是孔飞力这本书给读者展示出来的大问题、大气象。

  当骇人的谣言传播开来，没有多少判断力的底层百姓内心感到恐惧，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饱读诗书有着正常判断力的地方官僚们，也被卷进这场全民性的歇斯底里中，卖力地在辖区捉拿“妖人”。其实原因只是一个，乾隆是这场清剿妖术运动的总指挥，谁也不敢得罪皇帝。而乾隆对百姓的灵魂被窃取并不担心，也不感兴趣。这个家天下的最高代表，担心的是国家的魂魄被窃取，担心的是帝国的安危。很能说明的一个现象就是，地方上很多叫魂的方式是通过剪掉人的发辫实现的。而发辫是清王朝统治的象征，你动了发辫，就动了清王朝的合法性。齐春风说，乾隆担心的是江山。

  一方是子虚乌有，一方是皇帝的权威，地方官僚们不得不在战战兢兢中与皇权玩了一次历时大半年的博弈。他们或假装积极应对，或消极怠工、敷衍了事，最后在乾隆一句“收兵”后，回到日常。而乾隆在清剿过程中，一面观察着他的官员们的政绩和忠心与否，一面等着秋后算账。

  “一个外国人，能抓住一个荒诞的事件，揭示出所谓乾隆盛世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和痼疾，是很了不起的。这显示了他在现代知识方法支配下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杰出能力。”李良玉说。

  好看与严谨结合

  让学术成功走向大众

  很难想象，一本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权力运行机制的著作，会成为一本畅销书。但是《叫魂》确实做到了，无论是在史学界，还是普通读者，都认为这是一本“好看”的书。读者都对书中那些叫魂案例的描写印象深刻，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地方官员，都有一种生动的在场感。

  很显然，孔飞力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不仅如此，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他也有独到之处，《叫魂》就是一部跨学科研究的结果，他把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结合在了一起，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和维度。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蕴茜2001年曾前往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我有幸选修了孔飞力先生的课，很受教益，在他看来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有机体，所有的学科都是这个有机体的一部分。”回国后，她做了“刘三姐”的研究，从最早宋代的会作诗的刘三妹，到近代砍柴的刘三姐，在到上世纪50年代的革命电影《刘三姐》，时间跨度很大，“但是从此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变迁，而不仅仅是刘三姐或者山歌的变化。这也是孔先生对我的影响。”

  李良玉对国内史学研究和美国的汉学研究做了比较。他认为国内史学研究，政治理论分析比较呆滞，“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比较平面化、肤浅而枯燥。”美国的学者思维要活跃得多，眼界也要宽得多，包括《叫魂》在内的写作，是值得借鉴的。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仲丹则认为，孔飞力用的是别人没有用过的第一手材料，具有原创和独家性。“另外，他有自觉的大众史学意识，他把史学研究从圈内带到了圈外，让普通人也很容易接触、欣赏好的史学著作，这是很了不起的。”陈仲丹说孔飞力的“好看”，并没有牺牲史学的学术性，他的“好看”是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学术研究基础上的。

  著名作家叶兆言，也对《叫魂》很赞赏。他说，西方人研究中国，很多优势我们无法具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熟视往往无睹，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借助洋人的眼睛，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我们鼻子底下常常忽视的东西。观点不同，看的也就不一样，此外，方法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一样，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汉学家的学术地位，换句话说，我们得学人家的观点和方法。

  孔飞力有自觉的大众史学意识，他把史学研究从圈内带到了圈外，让普通人也很容易接触、欣赏好的史学著作，这是很了不起的。

  ——陈仲丹

  一个外国人，能抓住一个荒诞的事件，揭示出所谓乾隆盛世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和痼疾，是很了不起的。这显示了他在现代知识方法支配下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杰出能力。

  ——李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