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南京奇寒的那天，二奶奶躺在家中的旧式木板床上。屋里昏暗，她的脸色也有些昏暗。屋里没有暖气。进屋的人搓着手说话。

  头一天，她身体有点不舒服，我父亲跑前跑后招呼，她被家人带进城看了大医院的医生——在江宁，我们一直把去南京市区说成“进城”。

  所谓的家，是社区老年公寓一间租来的房子。我们称之为老人房。它坐落于本村南边，曾经一片荒凉,曾有恐怖传说。当然，“本村”自2013年夏天起就不复存在了。

  打开老人房的窗户，可以看见村庄原址大片的废墟。这些废墟，有的已经被填平，有的一片狼藉中露出房屋的旧墙根，还有的被人见缝插针开出菜地。

  曾经在废墟里搭着棚子住的外乡人已经不见踪迹。村庄的消失，给他们带来了机会。他们举家搬迁到这里，他们把被子敞亮地铺在各种物件上晾晒，他们大声呵斥在废墟中躲猫猫的孩童。

  棚子里，炊烟四起，村中好像换了一种憋屈的方式复活了。这些不请自来的人成了后村庄时代的新主人。承认这一点很不是滋味。

  他们起初大力敲击、搬走随处可见的金属线、砖瓦、水缸和废弃桌椅。后来地面上突出的“再生资源”慢慢少了，他们就像排雷手一样精细地“过”着每一寸地面。

  我家废墟中的一棵老腊梅树就是在这个期间不翼而飞的。腊梅树已经在拆迁谈判中谈好价钱，从物权的角度来说，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了。但我仍然心痛不已。

  住在老人房的多是本村老人。

  他们炯炯有神又略带伤感神情注视着废墟每一天的变化。

  老人房，是废墟事件的瞭望哨。

  02

  二奶奶80多岁了。她是我们刘姓家族最后一位高辈分的老者。她是村里的能人，很多村民办大事，都要请她去帮忙。这次她身体有恙，在老人房里也引起了一番动静。在老人房，这是一起大事件。

  睡了几十年的木板床，在二奶奶家中是个庞然大物。小时候，我坐在这张床床边，听二爷讲述他民国时期在上海闯荡、开店的往事。

  油漆斑驳的木板床，有着统称为“过去的东西”的族群：大水缸、木桶、木桌椅，还有镰刀等各种农具……2013年夏天，村庄拆迁之后，这些老物件成为村里小字辈眼里的累赘，因为要临时租房，很多东西搬运、储存实在不易。老人们往往要和儿女们进行一场艰难的战役，才能获得在儿女新买的房子里收留这些旧物的权利。

  从父母“受领”到的几只水缸和木桶，被妻子填上土，种上花草和丝瓜，成为我们家阳台上的一道风景。这得到了父母的默认。

  村子拆了没多久，“老人房”就在村南的废墟边建成了。六排平房，像六条大板砖，又像是六块巨大的吸铁石，被紧紧摁在地上。

  老人们就像听到了集结号一样，集体回到老人房。这里面就有我的二奶奶和我的父母。

  我二奶奶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德力堂叔，拆迁后，在“县城”买了大房子，几次喊二奶奶去住，但二奶奶就是觉得住老人房舒心。

  前年，在“县城”住了大半年的父母，执意“回家”。搬到老人房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我们三兄妹处搬回“暂存”的木八仙桌、木柜。

  去年春节，我们一大家子在这张八仙桌上觥筹交错，撤了酒菜就是现成的麻将桌。似乎村庄的旧日时光重回。

  几十平方米一间的老人房，月租金400元左右。电是高价电。这是一群一生都没在外面租过房子的人。要搁以前，这就是“浪费”。

  老人房，是浓缩版的村庄。

  打麻将、串门、开荒、晒太阳……要想像根钉子一样“钉”在废墟的边上而不至于忧伤，得有几套享受生活的方案。

  03

  老人房的院子里，有座礼堂一样的房屋，平时锁着门。有一天成了征收老人房周围自留地的办公点。一名村干部和我打招呼说，这是村里最后一次征收了，以后也没得忙了，“你常来玩啊。”

  村子拆迁之后，村南的一隅还有一些自留地“留”了下来。

  老人房在此处建起后，新开出的自留地很快将老人房包围了。

  春天油菜冬天蒜苗夏天菊花脑秋天莴笋菠菜。在这片本村最后的土地上，种的不是菜，而是村庄的血脉。

  村庄拆迁的前几年，土地就开始征收了。村庄的田一点点被推土机推平。母亲开始了在各处缝隙“淘”地的生活。疙瘩地块，种了没几个月，黑压压的土方就压境了。

  推土机一尺一尺地由村北向南推进，母亲们一寸一寸地挪移，找各种能排蒜种能点南瓜的地儿。

  我喜欢吃秧草，母亲有空了总是给我去找。很快她发现，那些曾经长满秧草的野地越来越少，最后她所能找到的秧草已经凑不齐炒熟一盘子的量。

  母亲们最显性的命运是后退，先是失去打谷场周边的自留地，后来是丢了河边的小坡。最后母亲发现，自家已经没有一厘米的地了。

  工程项目一路向南，像怪兽一样慢慢摧毁关于村子的任何记忆。

  后来，表婶家买了房搬走了。老人房旁边，有几块她家的自留地。母亲又种上了地。但村干部来量自留地，意味着母亲正式从农民生涯下课。这些年，边退边种的人们，内心没有安生过。

  有一阵子，只要周末回家，父亲都会向我报告消息——我们家小儿塘的田推掉了。“二亩半”推掉了。“四分子”推掉了。

  我印象里，这些地，总是漫了水，水面飘着翠绿的秧苗，水下是蠕动的蚂蟥。运气好，可以逮到鳝鱼和泥鳅。年轻的母亲总是在远远的那一垄对我大喊，好好插秧，别浪费了，你看我多快。

  那时全家有六亩多地，主力是母亲，在医院做中药师的父亲也得帮衬。瘦小的父亲，为了不求人，自己学会了耕田，牛高高大大，他瘦瘦小小，仿佛是牛牵着他犁地。

  如今，宁杭高速的一处收费站，就建在我家的“一亩六”之上。开车经过这里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那些蚂蟥，那些当年让我愤怒，如今却令我感觉很亲切的蚂蟥。

  和我们家的地相比，我更喜欢的是棒槌沟。棒槌沟的水面上，长满菱角。到处是芦苇，小时候，我给坐着大盆“翻菱角”的母亲送饭，总要喊破嗓子走尽弯路才能找到她。

  这些名字，将来无人再提及。但父亲恐怕会提一辈子，这或许可以帮助村庄的历史在口舌间活着。

  即使是面对一片钢筋水泥，父亲也能马上指给我看，当年的棒槌沟在哪，大洋沟在哪。他叙述本村地理的表情总是很圣洁。

  这恐怕会令不明就里的人吃惊，空白坦荡如纸的水泥地上，哪还有一个村庄的痕迹。失去土地也不再有河边和田埂供柴火“生长”的故乡，是如此无“地”自容。

  我看青山，还在那里，山是无法拆迁的。所以，故乡只剩下山。

  离开村庄，曾是村里人的梦想。我小时候，听惯了农民大汉因为极度的劳累一边挑着担子一边骂着令他们焦虑、病痛的田地儿。可是在村庄拆迁之后，人们开始留恋最后的土地，最后的村邻相聚。

  04

  指望在老人房里观察到夜里的事件，是不切实际的。我的父老乡亲仍保持着农耕生涯早睡早起的习惯。

  那天妻子再次提醒说，你赶紧去看看咱家的腊梅树还在不在。

  我想起还得找一块砖，于是我去了废墟。砖是家中老屋大门边的一块灰砖，刻着“唐王李世民”，那是1982年夏天，我跟着只比我大了5岁的德力叔上县城看完《少林寺》回家刻的。那时没有篆刻刀，我硬是用铁锤把“洋钉”砸成一把刻刀。刀刃深深地挖进砖块里。

  2013年年末，我去的时候，只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树坑。就像被扔了一个重磅炸弹。我身体有些发软，坐在瓦砾上。那块砖在砖瓦的海洋中同样无迹可寻。

  我把树被挖走的消息告诉父亲，父亲“哦”了一声后沉默不语。

  这棵树，大概是1982年春天，我和父亲亲手种的。在“城盖村49号”，它很快成为一个主角。

  下大雪的时候，她悄然开放，花期往往长过一个月。我喜欢在自己的小屋里写散文，写信。很多文学刊物的编辑收到过我的腊梅花瓣。我常常在腊梅树下想那些投出去的信，信里装着我的文学梦……

  2001年的初春是个悲哀的日子，我奶奶走了。腊月里，满树腊梅几乎没有开一朵花。冰雪久久地封着腊梅树，一片衰落。

  2002年，腊梅又一次开疯了。堂屋的“照片墙”，多了一张奶奶的照片，是我在腊梅树前给她拍的。奶奶微笑着，身后是繁花一树。

  拆迁时，我们讨论过腊梅树的去处，但对于移走高过两层楼、枝蔓粗大的她，以及找一个相同大小的“新窝”，我们无能为力。

  我没专门找过这棵树，只是每次在别的地方见到大一点的腊梅树，总会上看下看。找到又能怎么样？赎回？我不过是她精神上的主人罢了。她内心会不会看不起我，连一棵树都保护不了，不见也罢。

  05

  我的村子有山有水有点田，本也普通。村外是陈霸先之陵。

  村子原本叫“城盖”——“盖”字有个“土”字旁，这个字读“gai”，但电脑打不出来。后来改为永安村。上世纪80年代起，公墓和殡仪馆做了村子的邻居。

  几十年前就开始板等“死亡之所”迁走的村子，没想到自己先走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