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红雪

  榜单上有九本是翻译书，新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E.B.怀特的《夏洛的网》，等等。此外，也多是一些老面孔了，比如胡适，比如柴静，比如白岩松，所以这次还是想再说说翻译的事。最近一些年，图书翻译似乎是一个不断地出现话题与争论的领域，而翻译出版物，总是能给我们不断地提供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神文本，在常凯申和中国诗人昆仑已经成了口口相传的经典之后，这不，神翻译又来了。

  单纯地在一本题为《政策悖论》的书里读到“一个爱尔兰家伙和一个黎巴嫩团体”，你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但如果告诉你原文的意思其实是“一个爱尔兰男女同性恋团体”，你和你的小伙伴会不会有被惊呆的感觉?我在编一个法国作者谈论艺术的一本书的时候，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在一串西方现代派艺术家名单的最后，赫然出现了列支敦士登这个城市的名字，不由得吓我一跳，一查原文，原来人家是著名现代派艺术家利希滕斯坦。

  说这些，倒不是要批评翻译者的能力和水准。其实对于网络上不少人看到书里译错几个名词就大呼小叫骂翻译烂这种事，我是一向不大以为然的，因为准确地识别一个人或一部作品的名字跟翻译水平高低并无直接的联系。（我碰到过一些文艺青年或学术青年，他们对于很多作者及其作品名称，包括他们的人生八卦，简直就是了如指掌，扳着指头数起这些名词性的事物来，就跟介绍自己家里有哪些宝贝一样，滔滔不绝。但如果你问他本雅明的“韵味”一词到底指的是什么，他两句话也说不出来。）当然不了解这些名词所代表的背景肯定会影响对于上下文的理解，从而影响翻译质量，这倒完全有可能。

  其实，我倒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口舌，我想扯一扯翻译文本与源文本（也就是原作和译作）之间的伦理问题。大概两三年前，上海知名专栏作家小宝写过一篇文章，比较乔志高《大亨小传》和巫宁坤《了不起的盖茨比》这同一本书的两个译本，这是美国著名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小宝老师在文章里明确提出了“陌生化”与“贴心化”两种翻译风格，其实这也是两种翻译观的选择问题。

  这两种翻译风格，实际上表明了你对跟目标读者距离的定位，这也是所有翻译者都要碰到并需反复权衡且要作出选择，而选择还会随着时间的延伸和译者阅历的丰富而不断摇摆的一个距离定位。

  多年前跟中文版韦伯作品翻译权威阎克文老师交流，阎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做翻译不能太像中文，也不能太不像中文。我以为，这是一个优秀翻译工作者最恰当的体会和最合理的选择。中文好到乔志高那样，对目标读者“贴心”得要“倒逼作者”，固然不是全然可取，但在整个译本中，如果翻译所必需的“陌生化”一“陌”到底，那我为什么不抱个辞典看原版呢，“初中英文水平”的小宝老师都能倒推出英文原文，多少也会给为译文“陌生化”所苦的读者一点点看原著的信心吧。

  我的意思是，好的译文应该是“陌生化”和“贴心化”兼备，该贴心的地方要贴心，该陌生的地方要陌生。我们以小宝老师行文所拈出的译文为例（以下为小宝老师文章原文）：

  开篇处父亲教训尼克的一段话，乔志高的译文是：“你每次想开口批评别人的时候，只要记住，世界上的人不是个个都像你这样，从小就占了这么多便宜。”

  巫译是：“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乔译是地道的中文，朗朗上口。巫译有翻译腔，差不多能反推原文的句型和用词，以我这样的初中英文水平，都可以猜到“优越条件”必是the advantages。

  ■试读

  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也不必了。 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着彼此却互不认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

  ——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

  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

  ——张岱《陶庵梦忆》

  修改直至销毁记忆，本来是专制统治者的专利，但乾隆以比祖先更残忍的方式来掩盖祖先的残忍，就无论如何不可原谅了。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专制统治者的自私和阴狠。乾隆心里十分清楚，不论工作多么细致，仅靠官员们的搜查，是不可能禁绝所欲不法文字的。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制造空前的恐怖，使臣民们自己主动悄悄销毁家中的不法文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乾隆帝蓄意制造冤案、酷案，把一些语义含混的文字打成大案，借无辜者的脑袋来恐吓天下之人，所作所为，令人发指。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男人是泥，女人是水。泥多了，水浊，水多了，泥稀。不多不少，捏两个泥人——好一对神仙眷侣。这一类，因为难得一见，老天爷总想先收回一个，拿到掌心上去看看，看神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三毛《随想》